1982年，刘晓庆到南京演出时，遇到了在当地拍戏的迟志强，晚上喝了几杯酒后，刘晓庆对迟志强说：“强子，能找辆车送我去火车站吗？”“没问题，包在强子身上了！”没想到，这句话改变了迟志强的一生。 那会儿的文艺圈正热乎，各地演出、拍戏的人串场是常事，刘晓庆当时忙着赶下一场活动，火车站离得远，找车确实是急事儿。 迟志强正年轻，刚凭《小字辈》火起来，在南京也算有几分面子，拍着胸脯应下时，根本没多想这事儿背后藏着的麻烦。 1982年的社会风气还没现在开放，个体户刚冒头，私人车辆更是稀罕物。 迟志强后来是托了个认识的女富商才弄到车，这人平时跟文艺圈走得近，帮过不少类似的忙。 本来想悄悄把事儿办了就行，谁知道送完刘晓庆没几天，有人在圈子里传闲话，说那晚送完车后，迟志强还组织了舞会，请了不少人，里面有军区文工团的，还有些干部家属。 这些话当时没掀起大浪，却像颗种子，在后来的风里悄悄发了芽。 1983年秋天，全国开始严打，“流氓罪”的范围划得很宽，跳贴面舞、穿奇装异服都可能沾边。 南京警方收到封匿名举报信，把之前舞会的事儿翻了出来，说里面“行为不端”，有“资产阶级情调”。 那会儿办案讲究“快审快判”，政治压力摆在那儿，迟志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了进去。 法院最后按“流氓罪”判了他四年。 拿到判决书那天，迟志强盯着上面“刑法第160条”几个字，手都抖了。 他后来在采访里说，那会儿才明白，有些事儿在平时可能不算啥，可赶上特殊时候，就能要了命。 南京监狱的牢房不大，八平米挤着好几个人，大通铺挨着墙，一举一动都在监控底下。 每天的劳动改造不是缝衣服就是砸石头，累倒在其次，那种被时刻盯着的感觉，比干活还磨人。 狱警总说“要脱胎换骨”，同监室的人也分三六九等，有回他写东西被发现，还被“牢头”抢了本子，说他“不老实改造”。 在里面待了一年多，迟志强开始偷偷写东西。 没纸笔，就用牙膏皮跟人换，写在《毛泽东选集》的内页空白处，藏在床板底下。 本来想写点回忆，后来发现写着写着就成了诗，有骂自己糊涂的，有想家人的，还有几句是琢磨着“出去后能干啥”。 有个以前是大学教授的狱友看了，说他写得“有股子劲儿”，还教他怎么押韵，怎么把情绪收着点。 这些藏起来的手稿，后来成了他出狱后翻盘的本钱。 1987年出狱时，迟志强成了“劳改释放犯”。 长春电影制片厂肯定回不去了，想开车拉活，乘客认出他就投诉，说“坐劳改犯的车晦气”。 家里人也跟他闹，父母气得差点不认他，处了几年的对象，家里死活不同意，最后也分了。 那段时间他天天待在出租屋里，看着窗外发呆，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完了。 1988年春天，他去西安走亲戚，偶遇以前认识的音乐人张藜，这人看过他狱中写的诗，说“这玩意儿能唱”，拉着他去了陕西音像社，在个临时搭的棚里录了歌。 那首《铁窗泪》就是用他的诗改的，张藜谱的曲，迟志强唱的时候没敢用原嗓子，故意压低了声音，带着点哭腔。 本来没指望能发，没想到磁带厂偷偷压了货，结果在市场上卖疯了，盗版磁带堆在地摊上，一二十块钱一盒，买的人大多是打工的、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说歌词里“愁啊愁，愁就白了头”唱到了心坎里。 后来《人民日报》批这歌“宣扬黄色文化”，可越批买的人越多，连带着西安另一个歌手翟惠民也出了张《悔恨的泪》，学着他的调调唱，照样卖得火。 迟志强后来靠这歌赚了点钱，开了公司，也演了些戏，但“劳改犯”的标签跟了他一辈子。 有人说他是“蹭热度”，有人觉得他可怜，他自己倒看得开，说“事儿是自己做的，后果就得自己担”。 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故事不就是那个年代的缩影吗？一句随口的承诺，赶上严打的风口，成了阶下囚；在牢里写的诗，本想解闷，却成了翻身的梯子。 时代的车往前开，每个人都在车里，有时候一个转弯，就不知道被甩到哪儿去了。 迟志强算是抓住了根稻草，可更多没抓住的人，早就被忘在风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