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珠是朱枫当年在台湾搞情报时的战友。1963年她因为送情报被国民党抓了，在刑场上宁死不说交通站的事，最后被枪毙了。 那天的台北街头雾气蒙蒙，姚明珠被反绑着手押到马场町刑场。她穿的那件蓝布衫已经破了好几处，头发也有些凌乱，但腰杆挺得笔直。国民党宪兵队长最后问她：“说不说？说了能活。”姚明珠笑了笑，摇摇头。枪声响起时，她才三十一岁。 很多人不知道，姚明珠本可以不走上这条路的。她出生在浙江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读过女子师范学校，写得一手好字。如果按家里安排，她应该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过着相夫教子的安稳生活。可是她在学校里偷偷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延安，知道了有一群人在为不一样的未来拼命。毕业那年，她告诉父母要去上海找工作，却悄悄坐上了北去的火车。 在根据地，姚明珠第一次见到了朱枫。那是个下雨天，朱枫正蹲在屋檐下补衣服，针脚细密得很。两个女人就这样聊开了，从家乡的桂花糕说到未来的中国。姚枫后来回忆说，姚明珠说话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像钉钉子，实在得很。 1949年，原本要随军南下的姚明珠突然接到新任务：去台湾。组织上考虑过她的家庭背景，她在台湾有个远房姨妈，这层关系能作掩护。姚明珠没犹豫，收拾了个小包袱就出发了。临走前夜，她和朱枫坐在窑洞前，分吃了最后一块红糖。月亮很亮，两人都没怎么说话。 到了台北，姚明珠在姨妈的帮助下开了间小文具店。店面不大，靠学校近，常有学生来买纸笔。她总是笑眯眯的，有时还多送学生几张信纸。谁也不知道，这间小店后屋的墙是空心的，夜里她得把情报用米汤写在学生作业本上，第二天交给来“买文具”的同志。 那些年台湾岛上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大街小巷贴满“检举匪谍”的标语。姚明珠亲眼看见过街对面茶叶铺的老板半夜被抓走，再也没回来。她不是不怕，有段时间夜里总睡不踏实，听见脚步声就惊醒。可第二天太阳升起，她还是准时打开店门，把柜台擦得锃亮。 1963年春天出的事。原本的交通员突发阑尾炎住院，一份关于美军顾问团动向的紧急情报必须立刻送出去。姚明珠主动接了这个活，她说：“这条路线我熟，下午学生放学人多，好掩护。”她把情报卷成细条，塞在钢笔的吸墨管里，像往常一样拎着布兜出了门。 就在永乐市场拐角，两个便衣拦住了她。后来才知道，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特务把她押到保安处，钢笔被拆开，情报摊在桌上。三天三夜的审讯，什么手段都用了，姚明珠只反复说一句话：“我就是个卖文具的。” 其实她有过开口的机会。审讯她的有个少校，是浙江同乡，私下劝过她：“你把上下线交代了，我保你不死，还能送你去香港。”姚明珠看着窗外，轻声说了句：“人活着，不能什么都卖。” 刑场上的最后时刻，宪兵要给她蒙眼睛，她拒绝了。执行官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她想了想：“告诉我姨妈，店里柜台底下还有两瓶没卖完的墨水，别浪费了。”这话听着平常，只有了解她的人才知道，那两瓶墨水里根本没什么秘密，她就是惦记着店里那些没料理完的小事。 枪响之后，特务们在她住处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几件旧衣服、几本书，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找到。她那个交通站的三位同志，因为她的沉默全部安全撤离，继续潜伏了十几年，直到两岸关系缓和后才陆续回到大陆。 这些年，两岸史料逐渐公开，姚明珠的故事才一点点拼凑完整。台湾解禁后的档案显示，当年办案的特务在报告里写了这么一句：“该犯至死神色平静，殊难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女人，骨头能这么硬。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会发觉像姚明珠这样的人，选择的是一种最纯粹的活法。她不是不知道危险，也不是没有其他路可走，可她认准了一个道理，就把命押上去了。那个年代很多人这样，只是有些人留下了名字，更多人是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了历史缝隙里。 朱枫晚年常常提起姚明珠，说她最爱吃桂花糕，说她的手很巧，补的衣服几乎看不出针脚。这些细碎的回忆，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人心头发颤。英雄也是普通人，只是在那关键一刻，普通人做出了不普通的选择。 台北那间文具店早就拆了，原址上盖起了大楼。但有时候我想，要是路过那里，或许还能感受到点什么。那种平静下的坚韧，那种日常里的决绝，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底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