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虎城一家及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同时被暗杀，以及张学良被幽禁多年这一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政治家。连政客都不如。 没人能靠独裁与报复坐稳江山，更没人能靠背信弃义被称为“政治家”。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初衷是为了民族存续、家国安宁，绝非个人夺权。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份以热血与担当扛起的民族大义，换来的不是蒋介石的幡然醒悟，而是刻骨铭心的报复——杨虎城一家及秘书宋绮云一家惨遭暗杀，张学良被终身幽禁，这份冷血与狭隘，不仅暴露了蒋介石的人性缺陷，更证明了他从来不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甚至连政客最基本的权衡与底线，都不具备。 先说说那场令人发指的暗杀，它不是战场厮杀的无奈，而是背后捅刀的残忍，是胜利者对功臣的卑劣清算。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在逃亡台湾前，密令军统特务，将关押长达12年的杨虎城一家，连同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全部暗杀于重庆歌乐山戴公祠。彼时，杨虎城已年过半百，从当年手握兵权、挺身而出的爱国将领，变成了被关押多年、身心俱疲的囚徒，可即便如此，蒋介石依旧不肯放过他，甚至连老人、妇女和孩子，都没留下一丝活路。 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陪着他熬过了12年的牢狱之苦，受尽折磨，早已体弱多病，却依旧坚守着与丈夫的约定，守护着家人；他们的幼子杨拯中，出生在狱中，从未感受过外界的阳光，年仅8岁，却被特务残忍杀害，小小的身躯，成了蒋介石报复心的牺牲品。而宋绮云一家，更是无辜至极，宋绮云作为杨虎城的秘书，始终追随杨虎城，主张抗日救国，他的妻子徐林侠，是坚定的爱国志士，两人携手奔走，只为唤醒民众、抵御外侮，可他们的幼子宋振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小萝卜头”，从8个月大就被关押在狱中，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长大，从未吃过一顿饱饭，从未见过真正的天空，最终也没能逃过特务的屠刀，成了中国革命史上年龄最小的烈士。 这些人，没有犯过任何死罪，没有背叛国家，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当年敢于挺身而出，逼着蒋介石放下内战、共抗外侮。作为一名政治家，即便不认同“兵谏”的方式，也应着眼于民族大义，权衡利弊，要么赦免，要么软禁，留有余地；即便作为政客，也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懂得留一线余地，为自己留口碑、留后路。可蒋介石没有，他被个人恩怨冲昏头脑，被独裁野心蒙蔽双眼，用最残忍的方式，清算曾经“冒犯”他的人，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这份冷血，连最狡诈的政客都自愧不如。 再看张学良的幽禁，长达54年的囚禁，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的最好证明，更是其缺乏政治格局的直接体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让蒋介石兑现承诺，主动放弃兵权，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他以为，自己的坦荡与担当，能换来蒋介石的真心悔改，能换来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可他没想到，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撕毁承诺，以“劫持领袖”的罪名，将他软禁起来，这一禁，就是54年。 从36岁的青壮年，到90岁的耄耋老人，张学良的一生，最宝贵的时光，都在囚禁中度过。他被关押在奉化雪窦山、贵州阳明洞、台湾新竹等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不能与家人随意相见，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甚至连出门散步，都要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他本是东北军的少帅，手握重兵，心怀家国，若不是为了民族大义，他大可割据一方，坐观成败，可他选择了牺牲自己，成全抗日大局。 反观蒋介石，他软禁张学良，从来不是出于政治考量，而是出于个人报复与权力恐慌。他怕张学良重掌兵权，怕东北军不服管教，怕自己的独裁统治受到威胁，更怕世人记住，是张学良、杨虎城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而他自己，曾一度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作为政治家，应懂得感恩，懂得以民族大义为重，即便要限制张学良的权力，也不该终身幽禁，断其一生；作为政客，也懂得“利益交换”，可蒋介石连基本的信用都没有，撕毁承诺，终身报复，彻底丧失了政客的底线。 我们不妨厘清一个界限：政治家与政客，从来都不是一回事。政治家以民族利益、国家存续为根本，有格局、有担当、有底线，懂得妥协与权衡，懂得功过分明，哪怕有个人恩怨，也会置于民族大义之后；政客虽以个人权力、利益为重，却也懂得审时度势，懂得留有余地，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不会做出赶尽杀绝、背信弃义的蠢事。而蒋介石，既没有政治家的格局与担当，也没有政客的权衡与底线，他眼里只有个人独裁，只有权力欲望，只有睚眦必报的狭隘心胸眦必报的狭隘心胸。 西安事变本是蒋介石扭转口碑、凝聚全国力量抗日的绝佳机会，可他却选择了报复；抗战胜利后，本是他团结各方、共建国家的时机，可他却坚持独裁、发动内战；逃亡台湾前，本可留下一丝人道主义底线，可他却下令暗杀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彻底暴露了其阴暗的人性。纵观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着眼于民族长远发展的政治谋略，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