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汉奸张景惠走进战犯管理所，却看见儿子站在门口，他问：“你明明也是汉奸，为什么不用进去？”   这位88岁的伪满洲国前国务总理佝偻着背，藏青色战犯服罩在瘦小的身上显得空荡荡，手里紧紧攥着一副水晶眼镜，还有几张早已作废的伪满“绵羊”钞票。他   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惶恐，毕竟此前在苏联伯力监狱的五年里，他一直听信传言：第一批遣返的战犯都已被处决，而他的儿子张绍纪，就在那批人当中。   刚踏上院内的石板路，一个挺拔的身影突然撞入眼帘，那人穿着解放军军装，肩章在秋日里泛着浅金色，侧脸轮廓竟与自己如出一辙。   “绍纪？”张景惠喉咙发紧，试探着喊出儿子的原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方闻声转头，正是他的儿子，他忍不住问道：“你明明也在伪满当差，怎么穿起这军装？为什么不用进来？”   张梦实平静回答说：“我一直是地下党员。”   张景惠出身辽宁台安农家，早年卖豆腐为生，后来落草为寇，与张作霖结拜为兄弟，一路官至奉军副司令、察哈尔都统。   可他骨子里的投机本性，让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再选错方向：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他被曹锟重金收买，消极备战导致奉军惨败；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公开投靠日本，成为伪满洲国的核心人物。   从1932年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到后来升任国务总理兼军政大臣，张景惠干下的汉奸勾当罄竹难书。   他主导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伪军“满洲国军”，从最初的11万人扩充到1945年的28万人，这些伪军不仅镇压东北抗联，还多次入关围剿八路军、新四军。   他全力推行日本的殖民统治，搞“东亚共荣”奴化宣传，强制征用东北的粮食、矿产支援日军侵略战争，成为日寇统治东北的最大帮凶。   而张梦实，是张景惠50岁时与七夫人徐芷卿所生的儿子，从小锦衣玉食，被父亲视作掌上明珠。   1940年，18岁的他在父亲安排下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可张景惠万万没想到，这次留学竟成了儿子人生的转折点。   在堂兄，中共党员丁非的引领下，张梦实接触了马列著作，秘密加入“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思想彻底转向革命。   1941年深秋，张梦实借着回国探亲的机会，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他以“父亲秘书”的身份泡在伪满总理办公室，表面上是学习政务，实则用米汤将日军关东军南调的作战计划密写在杂志里，悄悄传递给党组织。   回国后，张梦实更是成为中共东北情报组长春小组的负责人。他利用父亲的人脉周旋于伪满高层，不仅为党组织筹措经费，还悄悄搜集伪满军政要员的罪证。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更是直接向苏联红军提供了溥仪等伪满高官的出逃路线，协助苏军将这群汉奸一网打尽——这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张景惠。   可张景惠对此一无所知，1945年8月被苏军抓走时，他还以为儿子只是“受自己牵连”；在伯力监狱的五年里，父子俩偶尔碰面，张梦实始终冷若冰霜，从未透露过半句真相。   这份简历辗转到东北公安部，他的红色身份才得以证实，由于熟悉日语和伪满情况，他被调往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负责管理日本和伪满战犯，这才有了父子俩在管理所门口的戏剧性碰面。   而“张梦实”这个名字，是他特意向党组织申请更改的，寓意“梦想实现”——他毕生追求的民族解放，终于成为现实。   进入管理所后，张景惠的心绪始终在惶恐与侥幸间摇摆。他最惦记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那箱由亲信谢连璧保管的金条、金碗等70余件金器，每天都担心受潮受损。   直到管理员杨玉德带着底账到病室核对，他见物品件件俱在，才松了口气，甚至喜滋滋地哼起了《东方红》。   可每当想起儿子，他就愁眉不展，三天两头求着所长孙明斋想见孙子。在孙明斋和管教科长王枫林的反复劝说下，张梦实才带着妻子徐明和儿子去了七所病室。   彼时张景惠已因高血压常年卧病在床，见着孙子当即老泪纵横，忙把攒下的罐头往孩子怀里塞。可张梦实全程面色严肃，只字不提父子亲情，只讲思想改造的道理，字字句句都在划清界限。   张景惠这才彻底明白，儿子不是“侥幸脱罪”，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当年引以为傲的“总理大臣”身份，成了儿子刺向敌人的利刃；他拼命维系的荣华富贵，在儿子眼里不过是汉奸的罪证。   后来有人见他独自坐在病室里，摩挲着那枚伪满总理水晶印章叹气，嘴里反复念叨：“我养了个掘我坟墓的人。”   1959年1月，他因心脏病死在管理所，临终前仍紧攥着孙子的照片，或许到死，他都没能完全理解儿子的选择。   而张梦实则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践行信仰，后来他调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主任，1990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14年逝世，   张景惠的汉奸行径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张梦实的潜伏传奇与民族大义，成为了那个风云激荡时代里，最动人的精神注脚。   参考信源： 张梦实:家国有大义 岂敢私废公 2021年06月01日 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