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女教师朱世君在宿舍被军统特务以“反动罪名”逮捕，在押送往渣滓洞的途中，押送人员李朝成认出朱世君是他的旧识 冰冷的手铐铐住手腕时，朱世君甚至没来得及整理案头的教案。特务踹开宿舍门的瞬间，煤油灯被撞得摇晃，光影里，她刚批改完的学生作业散了一地，红笔批注的“有志气”三个字格外刺眼。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头发梳得整齐，没有挣扎，只是弯腰捡起一本掉在脚边的《新华日报》——这是特务认定她“反动”的铁证，也是她给学生们传递进步思想的秘密载体。 押上卡车时，晨雾还没散，重庆郊外的山路颠簸得厉害。朱世君靠在车厢板上，手腕被勒得生疼，却没哼一声。她今年28岁，是北碚兼善中学的国文老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南京任教的机会，执意回到家乡重庆。她教学生读鲁迅的文章，讲岳飞的精忠报国，偷偷给进步学生传阅革命书籍，这些在军统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罪状”。 卡车在一处山坳停下加水，押送的四个特务靠在车边抽烟，只有李朝成站在车厢门口值守。他戴着美式军帽，脸上带着疲惫，眼神却时不时瞟向朱世君。当朱世君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时，李朝成突然浑身一震，手里的枪差点掉在地上。 “朱……朱老师？”他试探着开口，声音压得极低，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 朱世君愣了一下，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黝黑的脸庞，高挺的鼻梁，眉眼间依稀还有当年的影子。“你是……李朝成？”她不确定地问。 李朝成猛地点头，眼圈瞬间红了。谁能想到，时隔八年，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1940年，李朝成还是个吃不饱饭的孤儿，在北碚乡下的私塾旁听，朱世君那时是私塾的代课老师，见他天资聪颖却家境贫寒，不仅免了他的学费，还常常把自己的口粮省给他，教他读书写字，鼓励他“好好读书，将来为百姓做事”。 后来李朝成被抓壮丁，辗转到了军统，每天干着抓捕、押送的活，双手早已沾满了无辜者的血泪。他无数次在深夜惊醒，想起朱老师当年的教诲，心里满是愧疚，却又无力挣脱。 “老师，你怎么会……”李朝成喉咙发紧，话都说不完整。他清楚“反动罪名”意味着什么，进了渣滓洞，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可能。 朱世君看着他，眼神平静却坚定：“我教学生认清是非，传播真理，这在他们眼里，就是反动。”她顿了顿，轻声问，“这些年，你还好吗？” 这句问候，让李朝成再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我不好，老师，我每天都活得像个行尸走肉。”他压低声音，语速极快，“渣滓洞不是人待的地方，里面的酷刑……你撑不住的。” 朱世君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却依旧从容：“我做的事，我不后悔。就算到了渣滓洞，我也不会低头。” 李朝成看着她清澈的眼睛，想起当年朱老师在课堂上教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内心的挣扎几乎要将他撕裂。一边是军统的铁律，背叛者必死无疑；一边是恩重如山的老师，即将面临生不如死的折磨。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流了下来。 “老师，我不能放你走，”他声音哽咽，“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朱世君沉默片刻，从旗袍的夹层里摸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学生的名字和住址：“这些孩子都是进步青年，特务可能也会找他们麻烦。麻烦你帮我把这张纸条交给地下党的同志，让孩子们赶紧转移。” 李朝成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藏进衣领里，用力点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办到。”他犹豫了一下，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塞到朱世君手里，“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你拿着，或许在里面能用上。” 朱世君没有推辞，接过银元攥在手里，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心里却暖暖的。她知道，李朝成这么做，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卡车重新启动，李朝成站在车厢门口，一直看着朱世君。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进来，落在朱世君的脸上，她的眼神依旧坚定，没有丝毫畏惧。李朝成在心里默念：老师，你一定要活着，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爆发，朱世君不幸遇难，年仅29岁。而李朝成，在大屠杀前几天，趁着部队换防的机会，逃离了军统，加入了起义队伍。解放后，他四处打听朱世君的消息，直到1950年，才从幸存的难友口中得知她牺牲的噩耗。 李朝成来到朱世君的墓前，磕了三个响头，把当年她教他写的第一个字“人”的字帖烧给了她。他说：“老师，你教我做人，我没辜负你。革命胜利了，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你可以安息了。” 1948年的那个清晨，一次意外的重逢，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坚守。朱世君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李朝成用良知回应了师恩。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有太多像朱世君这样的革命者，为了真理和自由，不惜牺牲一切；也有像李朝成这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正义，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光明。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因为那是一段民族的记忆，是一份精神的传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