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块可以吗？”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 张艺谋1950年出生在西安，家里条件一般，年轻时干过十年体力活，1978年已经28岁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那一年他算是破格录取。进校后他像不要命似的泡在暗房里，毕业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没几年就凭《黄土地》《一个和八个》把摄影玩出了名堂。1985年他又去演《老井》，在陕北山沟里真住窑洞、真挑水担，把自己活活饿成皮包骨，硬是拿了东京电影节影帝。36岁这年，他憋着一口气，非要自己当导演，就缺一个能让他彻底放开的本子。 莫言1955年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普通农民家，童年吃过不少苦，21岁入伍才算端上铁饭碗。部队让他读了不少书，也开始偷偷写稿。1984年左右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一炮打响，1986年考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正赶上《人民文学》连载《红高粱》。那股子带着高粱酒味的野劲儿，一下就把文坛就炸了锅。 1986年夏天，张艺谋刚从《老井》剧组杀青，在北京翻到这期杂志，一口气读完，当场决定这就是他要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他直接找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把800块现金拍在莫言桌上。莫言当时算了算，这钱等于自己八九个月工资，够老家买一头大黄牛了，立马点头。十分钟，连合同都没签，就凭一句话和一个信封成交。那时候文艺圈就这样，谁也不绕弯，直来直去。 800块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片高粱地里最原始的生命力。张艺谋看中的正是莫言笔下那种不加修饰的山东乡土血性，粗粝、痛快、带着酒糟味的呼吸。这跟他之前拍的黄土高原完全不一样，他要的就是这种红得发烫手的颜色。莫言也爽快，他知道张艺谋拍过《黄土地》，信得过这个人能把自己的东西拍出味道。两人一个要证明自己能导，一个要让更多人看到高密东北乡，谁也没想到这一拍一卖，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值钱的交易之一。 版权交易完成，张艺谋立刻带着团队奔高密。1986年高密早没了成片高粱，农民都种小麦玉米了。他咬牙租下100多亩地，每亩300块左右签合同，又花4万多块钱雇人从头种起。1987年春天播种，正赶上大旱，地裂得能塞拳头，剧组每个人轮流从几里外挑水浇，浇了整整三个月。高粱苗一天天长起来，秋天终于红成一片，像火烧一样。 巩俐是张艺谋在北影厂门口随便拦住试镜的，当时她还在中戏上学，一身粗布衣裳往高粱地边一站，那股子野劲就出来了。张艺谋当场拍板。姜文演余占鳌，本身就带着匪气，演起来几乎不用入戏。1987年9月开机，拍轿子戏巩俐真被抬着走了好几里，拍野合戏两人真在高粱地里滚了一天，出来满身草屑。那年头拍电影就是这么拼，全组跟不要命似的。 1988年2月，电影送到柏林电影节。张艺谋穿着租来的西装，手心全是汗。主持人念出《Red Sorghum， China》时，全场起立鼓掌。那是中国电影第一次拿三大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杯抱在手里沉甸甸甸的。巩俐一夜爆红，张艺谋彻底站稳，莫言的小说也卖断货。国内放映时很多人看完出来脸红心跳，有人骂低俗，有人说这才叫中国人的血性。反正从那以后，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声音彻底不一样了。 这部电影直接把张艺谋推上了第五代导演领军位置，之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英雄》，每部都踩着国际奖台往上走。他后来拍奥运会开幕式、拍大片预算上亿，可很多人说，他骨子里最野的那一股，永远留在1987年的高粱地里。 莫言呢？继续写他的高密东北乡，《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把魔幻现实主义写进了中国乡土。2012年瑞典学院宣布他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特别提到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根子其实就在《红高粱》里那片红得发烫的高粱地。 800块钱，十分钟成交，却让两个人在各自领域都走到了顶峰。一个成了拍大国庆典的国师，一个成了中国首位诺奖得主。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就差这一拍一卖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