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何以凭宗室资本之力登顶宋代外贸之巅？   宋以前，泉州只是闽南一个普通港口。真正让它起飞，得从靖康之变说起。1127年北宋亡国，大量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泉州一下子多了几十万张嘴，吃不饱就得想办法。田不够种，那就向海要钱。朝廷也正缺钱养兵养官，干脆把海外贸易税当成救命稻草，市舶司税收一年比一年重。泉州离杭州不太远，朝廷管得住；离阿拉伯、大食又不太远，番船愿意来。广州虽然老牌，但路太远，杭州又在内陆，论综合条件，泉州正好卡在最合适的位置。   南宋建立后，泉州港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外贸第一。南宋一朝，泉州籍官员掌管市舶司的人数从北宋的不到二十人猛增到八十七人，政策红利全往这儿倾斜。港口里乳香、胡椒、象牙、玳瑁堆成山，出去的是青白瓷、丝绸、茶叶、书册，税收多到杭州都眼红。 可最关键的一股力量，其实是宋朝皇亲宗室。南宋宗室人数多得吓人，孝宗朝已经超过两万，个个吃财政饭，朝廷养不起。绍兴年间开始，大批宗室被外放泉州“就食”，由泉州地方政府供禄米、宅子、仆人。来了几千人，个个花销巨大，地方拿什么养？只能做生意。   朝廷明令宗室不许经商，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们用“寄庄”“寄名”的办法，把钱交给大商人或蕃客，自己躲在后面当股东。有的直接入股海船，有的在港口私设码头收“看船钱”，市舶司官员看见赵氏腰牌也只能装没看见。   这些宗室不差钱，又有特权，抽分能少抽，公凭能先拿，官司打不输，资本规模远超普通商人。南宋后期，泉州九成以上大远洋船背后都有宗室影子。钱滚钱，财富越聚越多，港口越来越繁荣，表面看是大宋之福，其实朝廷到手的税收反而被层层截留，国库依旧空虚。   泉州能成为宋代外贸中心，地理位置是基础，朝廷政策是推手，北方人口技术南迁是底子，而宗室资本则是最后一股猛劲。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到了南宋末年，马可·波罗来泉州时看到的仍是“百万人居之，船多如织”的盛况，可谁也没想到，这座世界级大港的顶峰，竟然离不开一群皇亲国戚的“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