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曾像三个互不说话的帮派，分析派瞧不起别人玩概念游戏，规范主义派嫌分析派没灵魂，欧陆派则指责前两者都在为权力洗地。可到了21世纪，这些曾经水火不容的路数，却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一起干活。这到底是妥协，还是真的找到了共同语言？背后那股推动一切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西方教育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被各种“主义”把持。进步主义、永恒主义、必需主义轮番上台，会议和期刊几乎只讨论教育该往哪个方向使劲，价值体系怎么建，人的整体发展怎么实现。任何试图只做语言澄清、不表态立场的稿子，都会被直接退回绝。那个年代的年会程序册厚厚一本，却清一色是规范性议题，分析取向的学者连旁听席都难挤进去。期刊也严格分区，《Educational Theory》几乎成了主义阵营的专刊。这种局面持续到50年代末，仍然固若金汤。 60年代风向突变。伦敦学派带着逻辑实证主义的锋利刀口杀入，R.S. Peters、Paul Hirst等人迅速把持了英美主流平台。到70年代，分析教育哲学彻底占据上风。概念澄清、知识的逻辑结构、教育的定义边界成了唯一合法话题。凡是带“主义”标签或引用胡塞尔、萨特、海德格尔的论文，一律被贴上“不严谨”标签遭拒。英国哲学教育学会年会成了分析哲学的自家客厅，欧陆取向的学者只能另起炉灶。这种排他性达到顶峰时，甚至出现同一酒店举办三场平行会议却互不承认的荒诞场面。 这种壁垒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各派对“哲学合法性”的不同理解。分析派相信只有先把概念搞清楚才有资格谈价值，规范主义派认为没有价值立场等于没灵魂，欧陆派则坚持必须揭露隐藏的权力关系才算深刻。三方都宣称对方“不可通约”，等于宣告对话不可能。期刊、会议、博士培养、职位聘任全部分营，学术资源被彻底切割。年轻学者必须早早选边站队，一旦选错，几乎无路可走。 进入90年代末，真实课堂开始出问题。移民学生激增、校园枪支暴力、标准化考试引发的不平等、数字技术对师生关系的重塑，这些难题既要精确的概念工具，又要宏大的价值指引，还要对权力结构的狠挖。单靠一家之力根本应付不过来。教师在课堂里发现，纯粹澄清“自治”概念挡不住种族孤立，空谈关怀伦理也解决不了贫穷孩子掉队。实践的复杂性第一次把各派逼到同一面墙下。 2003年《布莱克维尔教育哲学指南》成了破冰之作。这本书首次把分析、实用主义、大陆、女权、后殖民并列为独立板块，作者名单里既有Harvey Siegel也有Wilfred Carr、Nicholas Burbules。编辑在序言里明确表示不再追问哪种范式正确，而是问哪种工具此时能帮上忙。此后几年变化加速。2009年《牛津教育哲学手册》把全书切成五个板块，每章结尾强制要求回应其他板块质疑。2010年《赛奇教育哲学手册》更直接把性别、种族、残疾、生态这些曾经被边缘化的议题，放到和知识、正义同等高度。 2018年《劳特利奇教育哲学手册》出版时，目录已经厚到需要两只手捧。曾经的分析派重镇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自己办庆祝会，老一辈看着年轻学者用三四种语言混着争论“教学是不是实践”，没人再觉得违和。到2020年代，十部主流手册里有九部采取彻底的多范式结构，唯一那部2024年几乎纯欧陆取向的专著，也在引言里承认缺少分析工具的切割容易流于空洞。会议报名表不再问派别，只问你带来什么工具解决什么问题。 这场转变的核心动力其实很简单：教育实践不等人。当教室里同时面对种族、贫穷、气候、AI四重危机时，没有哪家有脸再宣称自己独占真理。改善教育实践成了最低共识，也成了最高标准。分析哲学学会了追问权力，欧陆学者开始接受概念澄清不是资产阶级把戏，规范主义者也放下身段承认价值需要落地检验。各派不再追求永恒理性，而是接受情境理性，承认位置不同带来的主张差异，才是真实对话的前提。 如今的西方教育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会说“我只做分析”或“我只信批判理论”。博士生论文常见做法是先用分析工具拆概念，再用批判理论挖权力，最后用实用主义给课堂建议。政策建议书里经常出现三四种范式联署的名字。曾经的剑拔弩张变成了工作坊里的激烈争吵，但吵完一起改稿子成了常态。这种综合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大家发现只有互相借力，才能在真实学校里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