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大教授刘文典被日本人抄家，旁边翻译官朝他喝道：太君问你话，你怎么不回他？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留日多年的国学大师缓缓转过身，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汉语："我以说日本话为耻。" 话音刚落，日军的皮靴就踹向了他的书桌，线装古籍散落一地，其中还有他未完成的《庄子补正》手稿。 北平沦陷后，城里的知识分子像被狂风卷过的落叶，有的南下西南联大，有的被迫在伪校任职。 那些泛黄的书页在空中飘散，刘文典的心仿佛被撕成了碎片。这位曾经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学者，比谁都清楚日本文化的精髓，却偏偏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日军军官气得脸色发青，指挥士兵把书房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撕毁了他的讲义，砸碎了他珍藏的砚台，却始终无法理解这个瘦弱文人骨子里的傲气。 刘文典冷眼看着这一切，脑海里浮现出二十多年前在东京求学时的场景。那时的他怀着求知的热忱，走遍东京的神保町书店，与日本学者畅谈汉学。可如今，眼前的这些侵略者让他明白，文化的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用熟悉的日语向侵略者低头。 消息传开后，北平学界为之震动。大家都知道刘文典精通日语，原本最有可能与日本人周旋，他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对抗方式。日军当局原本想利用他的声望，邀请他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优厚。刘文典连信都不拆，直接让家人把聘书扔进灶膛。 夜深人静时，他对着满屋狼藉，小心翼翼地整理残存的手稿。《庄子补正》是他耗费十余年心血的著作，那些批注里凝聚着他最精华的学术思想。他一片片拾起散落的纸页，轻轻拂去上面的脚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落下。 "绝不能留在北平了。"刘文典暗下决心。他开始秘密联系南下的同道，准备冒险离开这座被占领的城市。妻子担忧地劝他："这一路凶多吉少，不如再等等？"他坚定地摇头："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冒险一搏。" 与刘文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旧识周作人选择了留在北平，最终在伪政权任职。这个消息传到刘文典耳中时，他长叹一声，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然失节事大。"他知道，在这个特殊年代，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艰难抉择，但有些底线绝不能突破。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刘文典化装成商人，带着家人悄悄离开北平。他们辗转天津、青岛、武汉，最后抵达昆明。一路上险象环生，有次差点在徐州被日军盘查识破。多亏他机智地冒充药材商人，靠着对中药的熟悉蒙混过关。 到达西南联大后，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刘文典一家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经常要靠野菜充饥。有学生看到他穿着打补钉的长衫，还在露天场地坚持讲课，忍不住红了眼眶。他却幽默地说："庄子曰'逍遥游'，我们这是在实践古圣先贤的理想啊。" 最令人感动的是，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完成了《庄子补正》的整理工作。每当空袭警报响起，他第一个抢救的就是那箱手稿。有次炸弹在附近爆炸，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他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手稿是否完好。 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他常常告诫学生："读书人最要紧的是气节。学问可以慢慢做，人格一旦玷污，就再也洗不干净了。"这些话深深影响了一代学子，包括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傅璇琮等人。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重返北平。当他再次站在北大的讲台上时，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有学生问他这些年的感受，他淡然一笑："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 如今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禁要思考：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是什么支撑着刘文典这样的知识分子坚守气节？或许正是中华文化中"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传承。在那个黑暗年代，他们用生命守护的不仅是学问，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尊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自《光明日报》及《中华读书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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