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阳明洞，张学良的日子像口闷锅。 院墙高得能挡住太阳，只有院外那条阳明河，还能让他甩甩鱼竿透透气。 可每次他提着竿子出门，河边总空荡荡的，连只水鸟都躲得远远的——刘乙光早把附近的人都打发走了，美其名曰“安全”。 后来他发了火，侍卫长才磨磨蹭蹭找了几个“钓客”来，那些人握着鱼竿的手都在抖，鱼漂动一下能惊出一身汗。 这天下午太阳好，鱼没钓着几条，肚子倒先叫了。 正往回走，一阵甜香顺着风缠上来，热乎乎的，带着点焦糊味儿。 他循着味儿拐进个小院，柴火堆旁蹲着个老农，手里正翻着几块黑黢黢的东西——是烤红薯。 “老哥，这红薯闻着可真香。”他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发飘。 老农抬起头，脸上的褶子被烟火熏得发亮，咧嘴笑了：“饿了吧？拿去，刚烤好的，还烫手呢。” 红薯捧在手里，烫得他直换手，剥开焦皮，金黄的瓤冒着白气，咬一口，甜汁儿顺着嘴角流，比他房里那些糕点实在多了。 院角有个小娃，缩着脖子瞅他，头发乱得像堆枯草，棉袄袖口磨出了洞。 “这娃多大了？咋不去学堂念书？”他随口问。 老农手里的红薯“啪嗒”掉在地上，柴火堆里的火星子溅出来。 “念书？”他捡起红薯，拍拍灰，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这年头，能吃上这口红薯就不错了，哪有钱供他？这几块，还是全家的晌午饭。” 张学良嚼着红薯，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他住的屋子，燕窝粥天天有，绫罗被叠得整整齐齐；可眼前这人，连孩子上学的五斗米都凑不齐，一顿烤红薯就是全家人的活路。 他曾是挥斥方遒的少帅，几十万大军听他号令，如今却连个娃的学费都帮不上？ 当晚他没睡着，翻出枕头下的小包裹——那是看守偶尔允许他留着的一点体己钱。 “把这个给下午那老哥送去，”他把包裹塞给卫兵时，手有点抖，“务必送到。” 老农半夜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门看见个黑包裹，打开一看，整个人都僵了——里面是一沓法币，崭新的，能数出响声。 他捏着钱蹲在地上哭，哭够了把娃搂进怀里：“明儿咱就去学堂，爹有钱了！” 有人说他是拿权势压人，可那会儿他连出门买包烟都要打报告；也有人说一百法币太多，可对连红薯都当救命粮的人家，这点钱是能让娃站着活下去的底气。 他哪是在送钱？是在还债啊——欠那口红薯的甜，欠那句“哪有钱读书”里的酸，欠自己当年握着兵权却没护住百姓的愧。 后来那娃成了村里第一个读书人，老农到八十岁还念叨：“当年有个好心人，给了咱一家子活路，就是忘了问人家姓啥。” 阳明河的水后来还涨过几次潮，冲走了不少脚印，可那几块红薯的余温，那沓法币的分量，早渗进了泥里，长成了后来人心里的树。 日子再难，总有些东西烫得像烤红薯，握不住，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