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生产队里一个男的初中毕了业，回到队里参加劳动，队长看他有文化，让他当了记工员，而他却恩将仇报，在队里一伙人的挑拔下，说队长贪污了生产队的粮食，要组织社员去队长家搜查，队长见解释不清，就同意这拔人去队长家搜查，结果在队长家没有搜出多余的粮食，包括这个男的都面面相觑，底着头一句话不说。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墙角蛐蛐的叫声，社员们手里的锄头、扁担都垂着，没人敢先开口。挑头起哄的张三搓着粗糙的手，眼珠乱转，突然扯着嗓子喊：“说不定藏地窖里了！队长家后院不是有个菜窖吗？” 这话一出，几个跟着闹腾的人立马附和，王建国 —— 就是那个初中毕业的记工员，也慢慢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不甘心，跟着往后院挪了两步。 队长李老实站在屋檐下，黝黑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指了指后院：“要搜就搜彻底，别让人家说我藏着掖着。” 菜窖的盖子被掀开，昏黄的煤油灯往下照，里面只有几筐白萝卜和红薯，码得整整齐齐，连个粮袋子的影子都没有。张三扒着窖口看了半天，没找出半点破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里嘟囔着 “奇了怪了”。 这时，队里的老会计突然咳嗽了一声，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账本：“大伙儿别急着吵，建国是记工员，每天分粮的数都是他记的，我这里还有底账，要不咱们对对？” 王建国心里咯噔一下，手心瞬间冒了汗。他想起前几天张三几人找到他，说队长分粮时给自己家多留了，还说只要他带头闹，以后队长的位置说不定就是他的。他那时候刚毕业，心气高，觉得自己有文化，不该只当个记工员，脑子一热就答应了。 账本摊在磨盘上，煤油灯围了一圈人。老会计念着日期和分粮数，王建国拿着自己的记工册核对，一笔一笔都对得上。轮到上个月分小麦，老会计念道：“全队三十七户，共分小麦一千四百八十斤，每户按人口算，队长家四口人，分了四十八斤，建国你家五口人，分了六十斤，没错吧？” 王建国点点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没错。” 张三还想狡辩：“说不定他把粮食转移到亲戚家了！” 这话刚说完，就有人反驳：“队长的亲戚都在邻村，上个月分粮后他压根没出过村，我天天跟他一起下地，看得明明白白。” 另一个大娘也说：“前几天我去队长家借锄头，看见他家锅里煮的是红薯粥，哪有贪污粮食还喝稀的？” 议论声越来越大，大家看张三的眼神都变了。王建国看着账本上自己签的名字，又看了看李老实布满老茧的手 —— 那双手前几天还帮他家修过漏雨的屋顶，他突然觉得脸上烧得慌。李老实这时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我当这个队长，只求对得起大伙儿，对得起队里的每一粒粮食。建国是个文化人，年轻，容易被人挑唆，我不怪他。但张三你们几个，天天想着占便宜，挑拨离间，今天必须说清楚！” 张三急了，想往外跑，却被几个年轻社员拦住了。原来前几天有人看见张三偷偷往自己家运红薯，只是没人敢说。这下被队长点破，他再也撑不住，扑通一声跪下了：“我错了，是我见队长分粮公平，我想多要没成，才撺掇建国闹事儿的，粮食都是我自己贪的，跟队长没关系！” 社员们一片哗然，都没想到真相是这样。王建国站在原地，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走到李老实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队长，我对不起你，我不该听别人的挑唆，冤枉你。” 李老实拍了拍他的肩膀：“知道错就好，文化人要把聪明用在正地方，以后好好记工，帮队里多干点实事。” 第二天，公社的人来了，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张三被撤销了社员代表的身份，还得把贪的粮食还回来。王建国继续当记工员，只是再也不敢浮躁，每天把账记得清清楚楚，还主动帮队里算收成、订计划。年底评先进，社员们都投了王建国的票，李老实笑着说：“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咱们队里就需要这样有文化又踏实的年轻人。” 从那以后，王建国再也没辜负过队长的信任，也没忘了那次搜查给自个儿上的深刻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