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再次抛出惊人言论：“清华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正如施院士所说，顶尖高校学生的专业选择确实发生了明显倾斜，近五年，无论清华还是北大，经管类专业始终占据状元报考热门前三。 2024年，清华经管学院录取的各省理科状元占比高达72%，比五年前又提升了不少，类似现象也出现在留学领域，2024年中国学生赴英美攻读本科，商科和经济学的申请占比达36.81%，远远把工科甩在了后面。 这种偏好不只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到了就业环节更加明显。金融行业的薪资优势成了年轻人首选的重要推手。 比如，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的毕业生起薪普遍在12万到18万元区间，头部券商投行部甚至能开出30万元以上的年薪。 而理工科硬核专业，比如中北大学兵器工程的毕业生，平均起薪1.2万元/月左右，年化14.4万元，哪怕加上军工补贴也很难追上金融行业的入门水平。 再看行业晋升空间。金融行业的薪资涨幅普遍在20%到30%之间，而制造业平均只有8%到12%。 难怪越来越多的名校毕业生一毕业就直奔金融，哪怕本科学的是理工科，硕士、博士也不乏“转行”金融的高材生。 人才的流动趋势也蔓延到了科研领域。以清华生命科学学院为例，近五年博士毕业生进入金融、咨询行业的比例从12%提升到了27%。 而选择留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比例则从45%降到了31%。在芯片、材料等被视为“卡脖子”的领域，情况同样不乐观。 全球复合材料人才缺口超80万，但国内顶尖高校材料专业毕业生进入相关企业的比例却不到20%。 2024年，全行业净利润突破3.8万亿元，证券业佣金收入增长22%，平均利润率达到18.7%，远超制造业的5.2%。 相较金融，基础科研不仅周期长、见效慢，成果转化收益机制也不够完善，短期内很难实现经济回报。 评价体系的功利化也是重要推手之一，很多高校在就业报告中，把“进入金融央企”作为高质量就业的标杆，而选择民营企业从事技术研发则被归类为一般就业。 奖学金、保研等评定也常常含有“职业前景”权重。在这种导向下，基础理科、硬核技术自然逐渐被边缘化。 还要看到新一代精英的风险偏好在变化。调查显示，选择金融行业的毕业生中，有73%把“职业稳定性与收入可预期性”当作首要考量。 金融行业的职业路径相对清晰——分析师、经理、总监——晋升有章可循，失败成本也低。而科研和高端制造则要面对“十年磨一剑”、成果难以预料等高风险。 这种精英流向金融的趋势，确实给国家战略安全和创新能力埋下隐患，基础研究是技术突破的源头，可人才流失正在让源头出现“断层危机”。 比如芯片领域，国内核心专利60%由海外人才主导研发，高端复合材料工程35岁以下的核心研发人员占比还不到15%。这种局面和印度航母“全靠进口”的困境有些类似，缺乏本土精英深耕，迟早会陷入“卡脖子”风险。 不仅如此，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也愈发明显。金融本应服务实体经济，但精英扎堆金融，反而催生资本的自我循环。 如果最聪明的人都在设计“资本游戏”，而不是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实体经济的升级动力必然减弱，最终可能重蹈印度军工依赖进口的老路。 从全球竞争视角看，人才流向更是根本变量。美国顶尖高校物理、计算机等STEM专业依然是状元首选，占比高达45%，科研人员年薪平均12万美元（约合86万元人民币），形成了良性循环。 如果我国持续让顶尖人才流失到金融领域，在芯片、AI、生物科技等战略领域的差距将拉大。 人才失衡不是靠批判金融行业能解决的，如何让精英回流到硬核领域，需要系统性的改革。首先，要强化科研和制造业的价值回报。 比如，对进入“卡脖子”领域的顶级人才，国家财政可以设立最低年薪保障，并完善成果转化的收益分成。 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工科毕业生平均年薪8.5万欧元，企业研发岗位享有税收减免，工科专业报考比例常年居高不下。 可以设立专项奖学金，对基础理科的高分考生给予全额支持，并优先保研、出国深造。这些措施能让更多状元愿意安心在硬核领域深耕。 政府也可设立引导基金，对投资基础科研转化的金融机构给予风险补偿。这样既能让金融资源服务科技创新，也能避免人才和资本脱离实体经济。 现实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和社会风气，要想让青年才俊安心科研、扎根制造，就要让他们看到希望、获得尊重、享受合理回报。 参考信源：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再次抛出惊人言论 2025-11-11 海峡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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