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看报纸上登着“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的新闻，很疑惑的问身边的人：壮族是从哪里来的？壮族人有什么特点？李宗仁这个曾经的“广西王”，居然不知道“壮族”是什么民族。 没人怪李宗仁孤陋寡闻，他统治广西的那些年，从来没有“壮族”这个正式称谓。民国时期的广西，少数民族多被笼统称为“僮族”“瑶苗”或干脆叫“土著”，官府文书里只标注“汉民”与“非汉民”，根本没有系统的民族识别。李宗仁出身桂系军阀，毕生精力都放在练兵打仗、争夺地盘上，他熟悉广西的山川地形、城镇村落，却没心思去深究那些住在桂西山区、说着不同语言的百姓，究竟属于哪个民族。 他当年在广西推行“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策，修公路、办学校、练民团，看似轰轰烈烈，却始终没触及民族平等的核心。那些被称为“僮族”的百姓，多聚居在百色、河池的深山里，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三月三歌圩、绣球传情的习俗，却从来没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民族得到尊重。李宗仁的军队里有不少壮族子弟，他们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却只能隐姓埋名，跟着汉族同僚被统称“桂军”，没人在乎他们的民族身份。 民国的时局里，民族识别是件奢侈的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家连统一稳定都难以保证，更别说深入偏远山区，去调研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征。李宗仁当年眼里的“广西人”，只分“能打仗的”和“能种粮的”，他关心的是壮丁征集、赋税征收，至于这些百姓的民族归属，在他看来根本无关紧要。甚至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广西少数民族时，也只用“蛮夷”“土著”等带有歧视性的词汇，可见旧时代对少数民族的漠视有多深。 李宗仁的疑惑，恰恰反衬出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伟大。1949年后，国家把民族平等放在重要位置，1953年正式启动民族识别工程，费孝通等学者带着调研团队，钻进广西的深山老林，挨家挨户走访。他们记录壮族百姓的语言发音、生活习俗、历史传说，发现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壮族的先民“骆越人”就已在岭南地区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化和青铜文明。 调研过程充满艰辛。桂西山区道路崎岖，团队成员踩着泥泞的山路，白天与壮族老人座谈，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遇到语言不通的情况，就请当地懂汉话的村民当翻译，逐字逐句记录壮族的民间故事和歌谣。他们发现，壮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喜欢穿蓝黑色土布衣裳，女子的绣球、男子的铜鼓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鲜明的特征，足以证明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1956年，国家根据调研结果，将“僮族”改名为“壮族”（“壮”有强壮、健壮之意，体现对民族的尊重），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一切，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一无所知，他还停留在旧时代的认知里，以为广西只有汉族和“蛮夷”之分，却不知道一个被忽视了千百年的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和尊严。 后来李宗仁回国探亲，特意去了桂西的壮族村寨。看到壮族百姓穿着节日盛装，唱着山歌庆祝丰收，看到村寨里办起了壮族语言学校，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习本民族的文字，他不禁感慨：“我统治广西二十年，竟不知这里还有这样一个有文化、有传承的民族。新中国做了一件我从未想过、也从未做到的事。”他终于明白，所谓“广西王”的统治，不过是表面的掌控，而真正的治理，是尊重每个民族的存在，让每个民族都能平等发展。 壮族的“诞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对民族尊严的捍卫。旧时代的统治者只看重权力和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多样性；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不仅让壮族等少数民族有了正式身份，更搭建起各民族平等共处、团结发展的桥梁。李宗仁的疑惑，是旧时代的遗憾，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是新时代的进步。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被尊重、被铭记。民族平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对每个民族的深入了解和用心呵护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念，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发展进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