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康熙朝皇子争储的惨痛教训，雍正皇帝继位不到一年，就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将弘历的名字写在了传位诏书上，高悬于正大光明匾后。此外又将另一份内容相同的传位诏书置于圆明园内，这份诏书除了雍正帝本人以外，只有鄂尔泰和张廷玉知晓。

秘密立储制的创立杜绝了皇子争储，显然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所以从雍正朝开始，就没有出现过争夺储位的纠纷，也让人忘记了康熙朝皇子争储的血腥和残酷。

可是向来机敏练达的雍正帝，却又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无意间又让人回忆起了康熙朝的宫闱内幕，这件事就是《大义觉迷录》的大规模发行。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生员曾静派遣弟子张熙，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后被岳钟琪奏告，雍正帝即命刑部严审。《大义觉迷录》中所收的就是曾静口供和雍正帝的各道谕旨。

此书一经编订就颁布天下，雍正帝在上谕中就明确指出，将此书大量刊刻，各府州县人人都要“观览知悉”，学校也得收藏。如果读书人有一人未曾读过此书，就要从重治罪。

《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重点，一是有关雍正帝本人的政治生活的隐私，二是有关夷夏之防的种族问题。其中，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雍正帝的各种流言蜚语，即弑父逼母、残害兄弟的传闻。

也就是说，《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就是曾静提出疑问，雍正帝给予解答的一本书。雍正帝怕世人怀疑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所以令天下读书人都要认真拜读此书，然而雍正帝的辩解苍白无力，人们反而更愿意相信曾静的说法。

曾静对雍正帝的指责完全是道听途说，雍正帝的本意就是为了辟谣，但谣言往往越辟越昏，越澄越浑。

比如曾静的口供中就说：“先帝欲将大位传给皇十四子胤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胤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殡天之日，胤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雍正帝将传位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康熙帝大渐时，雍正帝曾进了一碗参汤鸩杀了康熙帝；太后要见胤禵，雍正帝大怒，太后便一头撞死在铁柱上。所有这些传闻，全部都来自曾静的口供。

雍正八年（1730年）的时候，雍正帝的皇位已经十分稳固，八爷党集团、年羹尧、隆科多等全部死去，还有一些反对者也被囚禁。这个时候，康熙晚年储位争夺的内情以及各种传闻，根本没有人敢公开传播。

爱新觉罗・胤禛

实际上，雍正帝继位后很多皇室内幕传播的范围也极其有限，那些远离政治核心的中下级官员根本无从得知，更别说是普通百姓了。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曾静，将谣言扼杀在摇篮之中。可是雍正帝偏要向天下臣民表态，将曾静的口供向全国扩散，希望普天之下的百姓都站在他这一边。

如果是康熙帝这么做，那么大概率是会被天下人接受的。但是雍正帝在民众心中尤其是读书人中的地位远不如其父康熙帝。

道理很简单，雍正帝继位后出台了很多新政，清查亏空、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些新政在不同层面都损害了读书人和士绅的利益。加上雍正帝对兄弟和宗室手段严厉，从而导致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不佳，甚至还有不少人反对雍正帝。

然而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雍正帝却来了这么一手，显然是授人以柄，原本就不靠谱的谣言经过各种改版后，反而成了事实真相。所谓的弑父逼母、篡改传位诏书等不利于雍正帝的言论就这样被一代代传了下来。

颁布《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执政期间的败笔之一，可谓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当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后，局面已经难以挽回。

爱新觉罗・弘历

相比较于雍正帝，乾隆帝的帝王心术显然棋高一着。刚一继位就宣布处死曾静，并严令全国收缴《大义觉迷录》，将其视为禁书。此外，乾隆帝还对受到雍正帝打击的宗室做了不少善后工作，开释被囚禁的王公宗室，幸存的胤禵、胤䄉等，也于开释后被赐予爵位。

被雍正帝生前咬牙切齿的胤禩、胤禟，因为实在很棘手，乾隆帝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被搁置。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在上谕中用温和的语气斥责几句后，也将两人恢复原名，收入玉牒。

其实早在乾隆帝继位之初，就认为先帝对胤禩、胤禟的处分过重，他曾下谕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之意。”但诸王大臣如果不是因为迎合雍正帝，哪一个敢这样做呢？如果不是新君登高一呼，谁又敢把胤禩、胤禟恢复原名，收入玉牒呢？其实说到底，只有新皇才能翻旧皇之案。不过，乾隆帝的尺寸拿捏得比较好，在收拾人心的时候，还是给雍正帝留下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