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30号那天，紫禁城的红墙琉璃瓦在冬天的太阳底下看着就冷飕飕的，可坤宁宫里头里外外早就闹翻天了。

17岁的郭布罗·婉容，就端坐在铺着鸳鸯锦被的床上，凤冠霞帔上的金线在烛火里晃悠着，看着就贵气。

她是前清最后一个皇后，爹是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娘是定郡王载涛的妹妹爱新觉罗·恒香，从小在北平中西合璧的大宅子长大，既能写一手娟秀的簪花小楷，也能踩着自行车在胡同里穿梭。

后来她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进了宫，谁也没想到，这场号称“大婚”的仪式，竟是她一辈子悲剧的开头。

那会儿的溥仪才16岁，虽然已经退位十年了，但还住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小皇上”。

他站在坤宁宫的暖阁外，手里捏着一块刚从英国带回来的怀表，表盖里刻着一行小字：“愿此生安稳，再无风雨。”但他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

三年前在养心殿那张铺着明黄软垫的龙床上，他第一次尝到了彻骨的无力——想靠近婉容的时候，浑身跟散了架似的没力气，连指尖都在抖。

后来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那时就心慌得厉害，太阳穴像被针扎似的疼，眼前发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逃。”这个念头，新婚之夜就实现了。

大伙儿都以为这少年天子今晚肯定要跟皇后圆房了，结果红烛还没烧完，溥仪就找了个“要批阅奏折”的由头，溜出坤宁宫了。

留在婉容眼前的，只有满屋子的烛泪和那顶冷冰冰的凤冠。

后来她给弟弟润麒写信，字都在抖：“姐姐的红烛啊，烧得比宫里任何时候都慢，慢到我数完了一百零八炷香，他还没回来。”

这“慢”，成了婉容婚姻里的常态。

她很快发现，溥仪的“忙”不是装的。

这前清皇帝心里装着的，全是复辟的念想和跟日本人的勾心斗角。

1924年冯玉祥带兵进北京，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婉容的凤冠霞帔早被收进行囊，换上一身素雅的旗袍，跟着溥仪在天津的张园、静园来回折腾。

在天津那会儿，溥仪开始老往日本领事馆跑，书房里堆了不少日文书，而婉容呢，身边就多了一碟又一碟的鸦片。

“一开始就是偶尔抽两口，想找点乐子解解闷。”后来在伪满皇宫伺候过她的太监孙耀庭回忆，“后来皇上总不回房，她就把烟枪放枕头边，一坐就是半宿。”

一个冬夜在静园，孙耀庭撞见她缩在沙发上，烟灯的光映着她苍白的脸，眼角的泪还没干，嘴里却嘟囔着：“这烟，比皇上的怀抱暖。”溥仪不是没察觉，他强逼过婉容戒烟，可看到她咳得撕心裂肺又软了心，以为这不过是“夫妻间的小秘密”，没意识到烟毒早把她的身子掏空了，也把她对日子的盼头磨没了。

她开始白天睡大觉，晚上对着溥仪空着的床发呆，而溥仪呢，忙着在日本领事馆和那些前清遗老之间来回折腾，给她的，只有“皇后”的名头和越来越少的人影。

1931年，淑妃文绣闹“刀妃革命”，整个民国都炸开了锅。

文绣找律师跟溥仪离婚，理由是“伺候皇上九年，没被碰过一次”。

溥仪在报纸上骂她“大逆不道”，私下里却跟婉容说：“你看，她就是不安分。”婉容看着他通红的眼眶，第一次觉得这男人又可怜又可笑——他自己给不了妻子想要的，还怪别人“不安分”。

文绣走了，婉容成了紫禁城（后来的伪满皇宫）里唯一的“皇后”，可这“唯一”，让她更孤独了。

她开始凑身边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侍卫。

祁继忠就是这时候走进她生活的，他是溥仪从天津带来的贴身侍卫，眉眼挺机灵，说话带着天津话的憨厚劲儿。

起初婉容只是让他带些宫外的画报，或者情绪低落时陪她说说话。

祁继忠嘴甜会哄人，知道她爱听戏，就偷偷去戏园子里学几段，回来唱给她听。

1932年深秋，伪满皇宫的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

那天溥仪去了日本领事馆，婉容在储秀宫的暖阁里抽着大烟，祁继忠奉命去叫她起床。

推开门，他看见婉容缩在被子里，脸红扑扑的，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戏文。

“皇后娘娘，该起了，皇上快回来了。”他轻声喊，婉容却猛地坐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她的手指冰凉，眼神迷迷糊糊的，带着一种祁继忠从没见过的脆弱。

“别叫我皇后，叫我‘婉容’吧。”她的声音轻得像羽毛，“你说，人活着，是不是就为了这点……热乎气？”

祁继忠的心猛地一揪。

他看着眼前这个褪下华服的女人，想起了家乡的妹妹。

鬼使神差地，他没抽回手，反而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娘娘，会好的。”

那天之后，一切都变了。

祁继忠成了婉容身边最“贴心”的人，帮她处理烟土，深夜陪她在花园里散步，她情绪失控时，他还笨笨地讲笑话逗她。

婉容也渐渐依赖上这“热乎气”的陪伴，两人总在深夜私会。

溥仪在“勤民楼”跟日本关东军开会时，祁继忠就从角门溜进储秀宫，在堆满绣品的房间里待上几个时辰。

有一次，婉容送他一支金镯子，上面刻着“同心”二字。

“拿着吧，”她的脸埋在他胸口，声音闷闷的，“就当……是我谢你的。”祁继忠接镯子时手直抖，知道这是玩火，可看着婉容空洞的眼神，他还是没忍住。

李体玉的出现是个意外，他也是溥仪从东北带来的侍卫，比祁继忠年轻，也更冲动。

有一次，婉容故意在他面前解开旗袍的盘扣，露出雪白的肌肤，笑着说：“皇上不喜欢，你喜不喜欢？”李体玉血气方刚，脸当场就红透了，却没像祁继忠那样越界，只是呆呆站着，最后说了句：“娘娘，您别这样。”

可婉容不在乎了。

在鸦片和孤独的双重折磨下，她的理智早被欲望吞噬，开始同时跟祁继忠、李体玉来往，甚至让他们夜里轮流“伺候”。

为了掩人耳目，她偷偷把两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藏在烟枪夹层里，每天抽完烟，闭着眼摸出一张，让太监去传召。

1935年夏天，伪满皇宫的荷花池开得正旺，婉容突然老吐，脸色也一天比一天差。

一开始她以为是烟抽多了，直到有天照镜子，看见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才吓得魂飞魄散——她怀孕了！这发现让她又怕又绝望，知道这孩子一旦生下来，溥仪的暴怒和日本人的嘲讽都少不了。

溥仪是在一个雨夜发现真相的。

那天他提前从“勤民楼”回来，想给婉容个惊喜，却在储秀宫窗外听见了祁继忠的声音：“娘娘别怕，孩子生下来，我养。”婉容带着哭腔：“你养？你怎么养？这是宫里的孩子……”后面的话他听不清了，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手里的怀表“哐当”一声掉地上，镜面摔得稀碎。

他冲进去时，祁继忠正被太监按在地上，李体玉缩在墙角发抖，婉容瘫坐在床上，眼神空得吓人。

“你……你们……”溥仪的声音都哑了，指着祁继忠，“滚！”祁继忠被拖出去时，还回头看了婉容一眼，满眼都是不舍。

李体玉被溥仪亲手扇了十几个耳光，最后被“送”去日本留学，从此没了音信。

婉容的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女婴。

溥仪看着那皱巴巴的小东西，心里说不出啥滋味，没看婉容一眼，冷冷对太监说：“把这娃抱走，扔了。”太监们面面相觑，最后在一个深夜，裹着破布把女婴扔进了伪满皇宫后面的焚化炉。

婉容知道后，只是平静地笑了笑，然后栽倒在床上，再也没醒过来。

她开始疯疯癫癫，一会儿哭着喊“我的娃”，一会儿又笑着说“皇上回来了”。

日本人趁机散布谣言，说皇后“神志不清，不能履行职责”，把她软禁在长春一个偏僻的宫殿里。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进东北，伪满皇宫乱成一团。

婉容被俘时，穿着件破棉袄，头发跟枯草似的缠在一起，嘴里不停念叨“皇上”。

被关在延吉监狱时，鸦片瘾已经到了晚期，每天咳得撕心裂肺，最后在1946年6月的一个清晨，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冰冷的铁床上。

后来有人在监狱墙角发现她的尸骨，跟泥土混在一起，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直到1962年，溥仪的妻子李淑贤偶然知道这事，才通过伪满旧档，把婉容的骨灰从荒山移到河北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葬在了溥仪身边。

墓碑上没刻字，就写着“爱新觉罗·婉容”，仿佛她的一辈子，终究是场没人记得的空梦。

婉容的悲剧啊，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错。

她生在那个新旧交替的乱世，做了末代皇后，被时代推着往深渊里走。

溥仪的生育问题是根，宫廷的压抑是温床，鸦片的依赖是毒药，而她对感情的渴望，就成了点燃这场大火的火星。

要是她能像文绣那样，认清现实就勇敢转身，结局或许不一样。

可在那个连呼吸都带着枷锁的年代，一个深宫里的女子，又能有多少选择的权利呢？

如今去伪满皇宫博物院，婉容的储秀宫里还摆着她当年的梳妆台。

螺钿盒子早就褪色了，里面的胭脂水粉也烂透了，只剩一面冰冷的镜子，映着一个又一个游客的影子。

他们或许在叹这末代皇后的命苦，或许在唏嘘那段荒唐事，可谁也走不进那红墙里，感受她当年的孤独和绝望。

就像溥仪后来自己说的：“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夕阳从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道怎么也合不上的伤疤，刻在历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