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末席，吃剩菜，你这些年混成这样还好意思回来？”
家族宴席上，堂弟林永强当众羞辱着便装归来的林海川。
这位全村最年轻的营长正春风得意，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恭维。
而林海川只是平静地坐着，仿佛听不到那些刺耳的嘲讽。
父母在桌下攥紧了拳头，脸上火辣辣的。
没人知道，他行李袋底层那台加密通讯器，每隔十二小时就会自动接收一次绝密指令。
直到村口驶来两辆军绿色越野车。
县领导慌忙起身相迎，林永强更是快步上前准备敬礼。
车上走下的集团军赵政委，目光扫过全场，忽然浑身一震。
下一秒，他竟直接越过所有人，快步走到林海川面前。
立正，敬礼，声音洪亮如钟：“首长好！”
01
腊月二十那天，我提着一个半旧的行李袋，登上了从云山县开往石溪村的城乡公交。
车窗外的世界覆盖着一片单调的白，北方的寒冬总是这样，凛冽的风似乎能穿透玻璃，直直地钻进人的骨头缝里。
我用掌心擦去窗上凝结的薄冰，向外望去。
田野里是厚厚的积雪，远处光秃秃的树林枝桠上挂着冰凌，偶尔有几只灰扑扑的麻雀落在电线上，瑟缩地抖着翅膀。
车厢内挤得满满当当，都是赶着回乡过年的人。
过道上堆满了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和编织筐，里面装着各式年货，空气里混合着方便面调料包的味道、橘子皮的清香，还有棉衣被长时间捂着的、淡淡的潮气。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行李袋紧紧夹在双腿之间。
我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夹克，是上个月商场换季打折时买的，花了一百九十八块钱。
裤子是条普通的牛仔裤，穿了快三年，膝盖部位已经磨得有些发白。
脚上是一双运动鞋，鞋帮上还沾着前些日子下雨时溅上的泥点。
坐在这拥挤嘈杂的车厢里，我跟周围那些在外奔波一年的务工乡亲，看上去没有任何不同。
邻座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哥正啃着一个红富士苹果，汁水不小心溅到了袖口上，他很自然地用袖子抹了抹嘴角。
“师傅，石溪村还有几站能到啊？”前面有个中年男人提高嗓门问司机。
“别急，再过三站就是了。”司机头也没回地答道，专注地看着前方有些打滑的路面。
我看着窗外既熟悉又带着陌生感的风景，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闷闷的，说不出具体是什么滋味。
十五年，整整十五个春节，我没能回老家过了。
不是不想家，是身不由己，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越是节假日，越是需要我们坚守岗位的时候。
这次能回来，也是因为前一阵任务完成得漂亮，上级特批了半个月的假期。
兜里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是母亲打来的。
“海川啊，到哪儿了？”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掩饰不住的急切和喜悦。
“妈，我在车上了，就快到了。”我放轻声音回答，脸上不自觉地带上了一点笑意。
“好，好，这就好。”母亲连声说着，声音里隐约有了点哽咽的调子，“你爸一大早就到村口去张望了，等了能有一个多钟头，怎么劝都不肯回来暖和暖和。”
“儿子，这么多年没回家，妈和你爸真是想你想得心都疼了。”
“我知道，妈。”我心里头微微一酸，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拧了一下，“真的就快到了，让爸赶紧回屋吧，外头太冷。”
挂掉电话，我看了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号，农历腊月二十。
三十八年前的今天，我就在那个小小的石溪村里出生。
如今再回来，眼角已经有了细纹，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
邻座的大哥瞥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对着手机发呆的样子有点奇怪。
车子猛地颠簸了一下，像是轧过了路面的一个坑洼。
放在腿边的行李袋滑落到了脚边。
我弯腰去捡，袋子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硌了一下我的手。
那是按规定必须随身携带的加密通讯设备，我把它往袋子更深处塞了塞，仔细拉好了拉链。
公交车终于在村口的旧站牌旁吱呀一声停下。
我拎起行李袋下了车，一股凛冽的寒风立刻扑面而来，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我赶紧把夹克的拉链一直拉到顶，缩了缩脖子，顺着已经修成水泥路面的村道往家走去。
村子还是记忆里的那个村子，但细看之下，变化着实不小。
以前坑坑洼洼的黄土路，如今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一直通到每家每户的门口。
不少人家盖起了贴着亮白色瓷砖的二层小楼，在雪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
街上人不多，显得有点冷清，只有几个老人裹着厚厚的棉衣，抄着手，坐在背风的墙根下眯着眼晒太阳。
快走到家时，我一眼就看到了叔叔家那个气派的院门。
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身上溅满了泥浆点子。
大门上方，一块崭新的“光荣之家”牌匾挂得端端正正，红底金字，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闪着光。
院子里头传出阵阵说笑声，听起来热闹非凡。
一个约莫七八岁、穿着崭新红花棉袄的小女孩从院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小串鞭炮，脸上红扑扑的。
我家就在叔叔家隔壁。
老房子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样子，灰扑扑的砖墙，木头门窗上刷的绿漆已经斑驳脱落了大半。
屋顶上的瓦片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有几片似乎松动了，屋檐下挂着一排长短不一的冰溜子。
门前那个小小的院子里，父亲正佝偻着背站在那里，不停地向村口方向张望。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帽子，双手紧紧揣在袖筒里，两只脚交替着跺地，试图驱散一些寒意。
“爸！”我加快脚步走过去，喊了一声。
父亲闻声猛地转过身来，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他的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父亲今年整六十了，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也比记忆中驼了不少。
他快步走过来，一把接过我手里的行李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嘴唇哆嗦了几下才说出话来：“瘦了，海川，你又瘦了。”
“没有的事，爸，我身体好着呢。”我笑着回应，伸手想接过袋子，他却执意自己拎着。
他的手碰到我的手背，冰凉冰凉的，像块石头。
他到底在这寒风里站了多久？
母亲听到动静，也从屋里小跑着出来，腰上系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
一看到我，她的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母亲比父亲小两岁，五十八了，看起来比父亲显年轻些，只是眼角的皱纹又深又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儿子，我的儿啊，你可算是回来了，妈都多少年没摸着你的手了。”
“妈，别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嘛。”我忙用另一只手去给她擦眼泪，触手是她粗糙的皮肤，掌心还有厚厚的茧子。
一家三口进了屋，屋里生着铁炉子，暖烘烘的，驱散了身上的寒气。
炉子上坐着的老式铝壶正冒着腾腾的白气。
那张用了多年的旧茶几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瓜子、花生和几个红苹果，显然是父母提前为我准备好的。
墙上挂着几个旧相框，其中一张是我十八岁当兵离家前拍的，穿着崭新的军装，脸庞稚嫩，眼神里满是憧憬。
“快，先喝口热水，暖暖肠胃。”母亲抹了把眼泪，赶紧去给我倒水。
我接过那个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杯，双手捧着，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一直蔓延到心里头。
这个家，几乎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沙发上的罩布洗得有些发白，电视机还是那种笨重的“大脑袋”，墙角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小堆蜂窝煤。
“海川，这次回来，能在家待上几天？”父亲在我对面坐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像生怕一眨眼，我就又不见了似的。
“七天，爸，到大年初五就得走了。”我如实说道。
“才七天啊？”母亲端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失望，但很快又被笑容取代，“没事，没事，能回来就是天大的好事。妈给你包饺子，猪肉大葱馅的，你从小最爱吃这个。”
我们正说着话，隔壁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得又急又脆，持续了好一会儿。
紧接着就是更加喧闹的说话声和笑声，有好几个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父亲的脸色不易察觉地暗了暗，端起茶杯默默喝了一口水。
母亲也停下了手里剥花生的动作，微微低着头，没再说话。
“怎么了，爸？”我察觉出气氛有些不对。
“没什么大事。”父亲摆摆手，语气听起来有点沉闷，“你叔叔家这些天，天天都这么热闹。你堂弟永强去年升了营长，成了咱们这一片的名人，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都赶着来道贺。”
“永强都当营长了？”我确实有点意外。
堂弟永强是叔叔的独子，今年应该三十二岁了。
我还记得十年前他刚入伍那会儿，在县城车站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拉着婶婶的手不肯放，直嚷嚷着想家。
没想到时光一晃，那小子都当上营长了。
“可不就是嘛。”母亲叹了口气，接过话头，“你婶婶这些日子，逢人就说，说永强是咱们石溪村的骄傲，是全县最年轻的营长。前两天，县里的领导还专门开车来家里慰问呢，送了一床新棉被，还有一大桶食用油。”
“那是好事啊，永强有出息。”我点点头。
“好是好，可是……”父亲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可是什么？”我追问道。
“算了，不说这些了，没意思。”母亲打断了父亲的话，重新打起精神，“海川刚进家门，一路累坏了，先让他歇歇脚。坐了这么久的车，腿麻不麻？晚上妈给你炖了只老母鸡，在炉子上用小火煨了一下午了，香着呢。”
我没再继续追问。
十五年没回这个家，村里的人情世故、亲戚间的往来，肯定发生了不少变化。
但不管怎样，回家过年，图的就是个团圆平安。
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肩膀和脖子，长途乘车确实让人浑身不得劲。
下午，我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慢慢踱步。
院子不大，墙角用旧塑料布盖着一小堆柴火。
鸡圈是空的，母亲说天太冷，怕鸡冻着，都给赶到杂物房里去了。
我抬起头，看着老屋的屋顶，瓦片松动的地方更多了，心里盘算着等开春天气暖和了，得找人来好好修葺一下。
父亲也是这个意思，说等过了年，冰雪消融了再说。
正想着，隔壁院子的铁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了，走出来一个穿着笔挺军常服的年轻人。
我定睛一看，正是永强。
他比十年前高了一大截，现在得有一米七八左右，身姿挺拔，那身军装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肩章上的两杠一星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脚下的皮鞋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
他身后跟着三四个人，都是村里的长辈亲戚，正满脸堆笑地陪着他说话。
“永强啊，明天县里那个军民联欢活动，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给咱们村，也给咱们老林家争光。”说话的是表舅，他拍着永强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殷切。
“表舅，您就放心吧，发言稿我都反复修改好几遍了，保证没问题。”永强的声音洪亮有力，透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自信和朝气。
他们一行人走到大门口时，永强的目光扫了过来，正好看到了站在篱笆这边的我。
他明显地愣了一下，随即迈步走了过来。
我也走到那排用树枝编成的、已经有些破败的篱笆墙边。
“海川哥？”永强看着我，眼神里先是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变成了毫不掩饰的打量。
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从我洗得发白的夹克，扫到膝盖磨白的牛仔裤，再落到沾着泥点的运动鞋上，最后，他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翘了翘，那笑容里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永强，好久不见了。”我主动开口打了招呼。
“是啊，哥，这得有……十年？还是十一年没见了？”他点了点头，语气听起来很平淡，没什么起伏，“听大伯他们说，你一直在南方？”
“嗯，工作单位在南方。”我简单地回答。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啊？”他问得似乎很随意，像是随口一提，但那眼神里却明明白白地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
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亲戚，此时也都把目光投向我，等着听我的回答。
“就是普通的机关工作。”我没有细说，选择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
“哦——”他拉长了声音，点了点头，“那也挺好，稳定。哥，你也快四十了吧？成家了没有？”
“还没。”我如实说。
“还没啊。”他的语气里立刻掺进了一点别的味道，像是同情，又像是某种优越感，“也是，一个人在南方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想成个家是不容易。不过哥，这事你真得抓紧了，男人到了年纪，总得有个家才像样。”
旁边跟着他的表舅清了清嗓子，插话道：“永强，你海川哥这些年一个人在外头，肯定也是不容易的。”
“那是，那是。”另一个亲戚也连忙附和，“不过现在回来了就好，在家乡找个踏实稳当的活儿干着也挺好。我认识镇上砖厂的老板，他们那儿正缺人手呢，活是累了点，但工资现结。”
永强笑了笑，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手掌很有力，拍得我肩膀往下一沉。“海川哥，回来就好。过两天等我有空了，咱们兄弟俩好好坐坐，喝两杯，聊聊。”
说完，他也不等我回应，就转身带着那几个人，朝着村口的方向走去了，大概是去接什么重要的客人。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永强走路的姿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挺胸抬头，步伐迈得又大又稳，是那种标准的军人齐步走。
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这走姿里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别扭劲。
那种刻意挺直的腰板，那种刻意放慢放沉的步子，怎么看都像是专门演给人看的，少了点军人那种融入骨血里的自然与坚毅。
“海川，快进屋吧，外头风硬，别冻着了。”母亲在屋里喊我。
我转身走回屋里。
母亲正在案板前揉面，准备包饺子，擀好的面皮整齐地叠放在一边。
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一颗一颗地剥着蒜，动作慢而仔细。
“永强这孩子，变化真是挺大的。”我一边在炉边烤手，一边说道。
母亲手里的擀面杖顿了一下，在案板上停住了。“是变化不小。”她低声说了一句，然后继续擀皮，只是手下用的力气明显大了些，一张好好的面皮被擀破了一个角。
“妈，咱家跟叔叔他们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察觉到了父母情绪里的低落。
母亲叹了口气，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擀面杖。
她转头望向窗外，隔壁院子里又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也没什么大矛盾，就是……你婶婶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心直口快，有时候说话不太注意分寸。自从永强当了营长，她这心里头高兴，说话办事的劲头就更足了，有时候难免会说些……不太中听的话。”
“就说这个？”
“还有呢。”父亲从门外抱着一小捆柴火进来，脸色不太好看，他把柴火轻轻放在炉子边，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你叔叔前两天过来坐，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当年要不是他们家时常帮衬着，咱们这日子怕是更难过。海川，你说这话听着让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当年他们家盖新房，钱不够，还是咱们家把攒了好久的钱借给他们的，怎么到现在，反倒成了咱们欠他们的了？”
我听了，心里头像是被一根细小的刺轻轻扎了一下，不很疼，但那不舒服的感觉却挥之不去。
父亲拿起一根柴，用力塞进炉膛里，溅起几点火星。“那会儿他们家日子紧巴，你爷爷走的时候，棺材钱还是咱们家垫了大头。现在可好，日子过好了，有些事倒记不清了。”
“行了，老头子，少说两句。”母亲摆摆手，重新拿起擀面杖，“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计较这些没意思。海川回来是高兴的事，让他们看看，我儿子在外面也没给他们老林家丢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甚至有点底气不足，眼睛也不大敢直视我。
在母亲朴素的世界观里，能在部队里当兵，尤其是当上军官，那是顶光荣、顶有出息的事情。
永强现在都是营长了。
而我呢？在外面这么多年，具体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我从来都没跟父母细说过。
不是不想说，是觉得没那个必要。
职务高低、功劳大小，从来都不是拿来在亲人面前炫耀的资本。
更何况，有些工作，知道的人越少，对家人来说，反而越安全。
晚饭非常丰盛。
母亲炖了香气扑鼻的老母鸡，炒了四个家常菜，还包了满满一盖帘的饺子。
我们一家三口围着那张老旧的方桌坐下，父亲拿出珍藏的半瓶白酒，给我也倒上了一小杯。
炉火烧得正旺，屋里温暖如春。
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瞧你瘦的，在外面肯定吃不好。”
饭刚吃到一半，隔壁院子里又传来喧闹的声响。
这次是男人们划拳行酒令的声音，粗着嗓子喊“五魁首啊，六六六”，一阵高过一阵。
父亲皱了皱眉头，端起面前那杯酒，一仰脖子全灌了下去。
“他们家这几天，天天都这么热闹？”我停下筷子问道。
“可不是嘛，这几天就没消停过。”母亲夹了一筷子菜，却没往嘴里送，“来道贺的亲戚朋友一拨接一拨。听说明天县里搞那个军民联欢活动，永强还要作为代表上台发言呢。”
我没再说话，低下头，专心吃碗里的饺子。
猪肉大葱馅，咸淡适中，还是记忆里那个熟悉的味道。
十五年没吃到母亲包的饺子了。
晚饭后，我抢着帮母亲收拾碗筷。
洗碗用的水冰凉刺骨，母亲说热水要留着喝，省着点用。
洗着洗着，母亲突然压低声音问我：“海川，你跟妈说实话，你一个人在外面，这些年……到底过得好不好？”
“好啊，妈，我不是常打电话跟您说嘛，我一切都好。”我笑着回答。
“那……”母亲犹豫了一下，手上擦碗的动作慢了下来，“有没有受什么委屈？有没有人……欺负你？”
我笑出了声：“妈，我都三十八岁的人了，又不是小孩，谁能欺负我啊。”
母亲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用力地擦着手里的碗，擦了一遍又一遍，擦得那碗都快能照出人影了。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白天永强看我时那种打量估量的眼神，在想那些亲戚们话里有话的言辞，在想隔壁天天传来的、衬托得自家格外冷清的热闹笑声。
她在为我感到难过，或许还有一丝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失落。
晚上，我睡在自己小时候住的那间屋子里。
房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单人木板床和一个掉了漆的老式衣柜。
床上的被子是母亲新弹的棉花被，絮得厚厚的，非常暖和。
我躺在熟悉的硬板床上，睁着眼睛，望着昏暗的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它就在那儿了，这么多年过去，它似乎也没变大多少。
屋外一片寂静，隔壁的喧闹声不知何时也停歇了。
偶尔能听到远远传来的几声狗吠，更衬托出乡村冬夜的宁静。
我翻了个身，手肘不小心碰到了放在床头的行李袋，里面那个硬邦邦的通讯器硌了我一下。
我坐起身，打开袋子，把那个黑色的方块状通讯器拿了出来。
屏幕是暗的，没有任何显示。
按照规定，休假期间，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不允许开机与单位联系。
我把它塞到了枕头底下，重新躺好。
枕头下坚硬的触感传来，有点硌得慌，但我没有把它挪开。
这种微微的不适感，反而让我保持着一丝清醒，提醒着我自己的身份和肩上的责任。
窗外传来北风呼啸的声音，吹得窗户上旧的挡风塑料布哗啦啦直响。
老房子的窗户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式，父亲说过好多次等开春了要换成玻璃窗，但一直也没换成。
我听着风声，意识逐渐模糊，慢慢沉入了睡梦之中。
梦里，我好像又回到了新兵连的时候。
班长操着浓重的口音在喊口令，我们一排新兵蛋子，在没过脚踝的雪地里站军姿，脸冻得发麻，失去了知觉。
班长背着手在我们面前踱步，声音洪亮地说：“当兵，就得能吃得了常人吃不了的苦！受不了这份罪，就趁早别穿这身军装！”
我咬紧牙关，站得笔直，尽管双腿已经冷得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班长踱到我面前，停下脚步，仔细看了看我冻得通红的耳朵和紧抿的嘴唇，然后，他伸出手，用力拍了拍我的胸膛，说：“你小子，是块当兵的好材料！”
然后，梦就断了。
因为隔壁院子里突然又响起一阵急促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在寂静的凌晨显得格外刺耳，一下子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五点刚过。
窗外还是一片漆黑。
腊月二十一，我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就在这鞭炮声和残留的梦境中开始了。
02
腊月二十二，天气似乎比前一天更冷了。
早上起床时，窗户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形态各异的冰花，我用指尖在上面划了几道，才勉强看清外面的景象。
院子里铺上了一层新鲜松软的雪，白得有些晃眼。
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忙碌开了，灶台上大铁锅冒着白色的蒸汽，带着食物温暖的气息。
她看见我出来，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说：“海川，今天你叔叔家那边有个小聚会，叫咱们一家中午也过去坐坐。”
“什么样的聚会？”我拧开院子里那个老式水龙头，流出的水冰冷刺骨，激得我打了个寒颤。
“好像是村委会准备组织一个退伍军人和军属的座谈会，你叔叔家想提前跟几个要紧的亲戚通个气，商量一下。”父亲坐在炉子边的小马扎上烤火，手里夹着一支自己卷的旱烟，烟雾袅袅升起，“你婶婶特意过来喊的，说让海川也一定去，都是自家人，热闹热闹。”
我其实不太想去那种场合，但看到父母眼神里那一点点小心翼翼的期待——他们大概还是希望能借着这个机会，缓和一下两家近年来有些微妙的关系——我还是点了点头，问道：“大概中午几点？”
“说是十一点半左右。”母亲答道，“咱们不能空着手去，我待会去村头小卖部买点东西提着。”
上午没什么事，我干脆自己去了一趟村里唯一的那家小卖部。
店面不大，货架上摆着些日常用品，店主是我小学的同桌，叫赵建国。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才认出来，脸上立刻露出热情的笑容：“海川？真是你啊！啥时候回来的？”
“昨天刚回。”我笑着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
寒暄了几句，我在货架上看了一圈，最后挑了两瓶当地产的白酒，是最普通的那种，一瓶二十块钱。
赵建国看着我手里的酒，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显得有些欲言又止。
在我付钱的时候，他还是没忍住，压低声音说：“海川，永强家那边……今天去的人估计不少，听说好多人都提着好烟好酒，你这……”
“礼轻情意重嘛，就是个心意。”我笑了笑，没多解释。
赵建国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给我找了零钱。
中午十一点多，我们一家三口提着那两瓶酒，走向隔壁叔叔家。
还没进院门，就听见屋里人声鼎沸，热闹得很。
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去，只见并不算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除了叔叔婶婶，还有好几个多年不见的远房亲戚，都围着沙发坐着。
永强穿着常服，坐在沙发最中间、最宽敞的位置上，身边围着七八个人，他正比划着手势说着什么，脸上神采飞扬，声音洪亮。
看到我们一家进来，屋里原本热闹的说话声顿时停歇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哎呀，大哥大嫂，海川，来了来了，快进来坐！”叔叔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招呼，脸上堆满了笑容，但那笑容看起来总有些说不出的复杂意味。
他比父亲看起来显老些，头发稀疏了不少，肚子也微微发福了。
婶婶也跟着站了起来，但她并没有像叔叔那样迎过来，只是站在原地，目光在我们一家三口身上扫了一圈，最后定格在我身上，停留了好几秒钟。
她烫了头发，穿着件挺鲜亮的枣红色羊毛衫，看起来精神头十足。“来就来嘛，都是自家人，还带什么东西，太见外了。”她开口说道，语气听起来是客气的，但那种客气里透着一种明显的敷衍和疏离。
我把那两瓶酒放在了客厅中央的玻璃茶几上。
茶几上此刻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礼品，有包装精美的礼盒，有红色的中华烟，还有几瓶一看就价格不菲的五粮液。
我们那两瓶普普通通的白酒放在这些礼品中间，显得格外朴素，甚至有些扎眼。
“海川也回来了？这些年一直在南方……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呀？”婶婶走到茶几边，看似随意地问道，但最后那句“做什么工作”，她特意放慢了语速，加重了语气。
“就是普通的机关工作，坐办公室的。”我依旧用那个模糊的说法回答。
“坐办公室啊，那也挺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婶婶点了点头，重复了一遍，然后转头对着屋里的其他亲戚，像是解释又像是感慨般说道，“现在年轻人都在外头闯荡，打工的也多，不过外头的钱，也不好挣啊。”
这话听起来，就像是默认我在外面也只是个勉强糊口的普通打工者。
“海川的工作……挺好的，挺稳定的。”母亲忍不住开口替我辩解了一句，她的声音不大，但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客厅里显得很清晰。
“那就好，那就好，稳定比什么都强。”婶婶笑了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身朝厨房走去，“你们先坐着聊，我去烧点水，给大家泡茶。”
我们在靠近门口的几个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沙发那边的永强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海川哥。”
“永强。”我也点头回应。
“哥，咱们这得有十来年没见了吧？”他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挺拔端正，“听大伯他们说，你在南方……主要是打工？”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居高临下的味道，那种感觉很微妙，不是直接的轻视，却能让听的人清晰地感觉到，他认为自己处在一个比你更高的位置上。
“算是吧，给公家做事。”我没有多做解释，选择了更省事的说法。
“嗯，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就是好的。”他说完这句话，便不再看我，重新转向围着他的那些亲戚，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题，“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去年秋天的那场跨区对抗演习。那次演习规模可不小，我们营承担的是最主要的穿插突击任务，压力特别大……”
他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
虽然明知道他说的是演习，但在他极具感染力的描述下，每一次行动都显得惊险万分，而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力挽狂澜，听起来简直就是整个演习中最大的功臣。
“那次我们连奉命夜间突袭蓝军的前沿指挥所，我当时是尖刀排的排长。”永强说得眉飞色舞，手势不断，“趁着夜色摸过去，路上连续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了蓝军三个流动哨。摸到指挥所帐篷外面的时候，听见里面正在开作战会议，我第一个带头冲了进去……”
围坐的亲戚们听得全神贯注，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一个年轻的表弟迫不及待地追问。
“后来？当然是我们大获全胜，端掉了他们的指挥节点。”永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演习总结会上，旅首长亲自点名表扬了我，说我是全旅战术素养最过硬的年轻干部之一。那时候我就知道，上级是看重我的，我也确实有带兵打仗的潜力。”
“永强哥真厉害！”那表弟一脸崇拜地竖起大拇指。
“那可不，永强今年才三十二岁，就是正儿八经的营长了，咱们县里，这个年纪的营长，独一份！”另一个亲戚大声附和道。
“何止咱们县，我听县武装部的同志说，咱们全市范围内，像永强这么年轻有为的营级主官，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叔叔挺直了腰板，骄傲地说道，他的目光扫过屋里每一个人，最后有意无意地在我脸上停顿了一下。
婶婶端着泡好的茶壶从厨房出来，听到这话，脸上立刻笑开了花，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就是这话！当初送永强去当兵，我跟他爸可是下了狠心的。到处托关系打听，找门路，前前后后没少操心，也没少花钱。”她顿了顿，话锋忽然一转，看向了母亲，“大嫂啊，要我说，当年你们要是也舍得在海川身上花点心思，多打点打点，说不定海川现在也能……”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那个停顿和未尽之意，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明明白白。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指节都有些发白。
茶杯里的水因为颤抖晃了出来，洒在了她的裤子上，湿了一小片，她却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到。
父亲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额角的青筋都微微鼓起，他猛地抬头，张嘴想要反驳什么，却被母亲在桌子底下用力拉住了胳膊。
母亲对他轻轻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恳求和制止。
我坐在旁边，心里头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又涌了上来。
这一次，不完全是生气，更多的是一种荒诞的可笑感。
这些人，包括我这位春风得意的堂弟，根本不知道我具体是做什么的，我的工作性质是什么，仅仅凭借我朴素的衣着和模糊的回答，就在这里自顾自地给我定位，评头论足。
我看着被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的永强，他显然非常享受这种被崇拜、被恭维的感觉，背脊挺得比刚才更直了，脸上洋溢着志得意满的笑容。
“永强，听说明天县里那个军民联欢活动，搞得挺隆重的？”一个年纪大些的伯伯转移了话题。
“对，县双拥办和咱们部队联合搞的‘拥军爱民迎新春’主题活动。”永强点点头，表情恢复了之前的严肃认真，“会有部队的首长和地方领导一起来慰问退伍老兵和军属。我作为咱们县目前唯一在野战部队任职的营级主官，要代表全体现役官兵上台发言。”
“这可是露脸的大好机会啊！”
“是啊永强，你可得好好准备，这可是给咱们老林家，给咱们石溪村长脸的大事！”亲戚们七嘴八舌地鼓励着。
永强摆摆手，做出一副谦虚的姿态：“长脸谈不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分内事。不过，这次来的部队首长级别确实比较高，听说是集团军一级的领导。”
“集团军？”刚才问话的伯伯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乖乖，那可是真正的大首长啊！管着好几万人呢！”
“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叔叔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期待，“要是永强的发言能入了首长的耳，给首长留下个好印象，说不定啊，以后就有机会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比如军部机关，或者军区直属单位，那发展前途就更广阔了。”
永强笑了笑，没有接这个话茬，但眼神里明显闪烁着期待和憧憬的光芒。
他的目光再次扫向我，在我身上停留了比刚才更长的几秒钟，然后才缓缓移开。
那眼神里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你看看我现在的境遇和即将面对的机会，再看看你自己。
我们在叔叔家坐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整个过程中，永强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他自己。
从他如何怀着满腔热血参军报国，讲到新兵连时吃的苦，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的紧张，如何在众多同年兵中脱颖而出当上班长，又如何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管理能力，一步步被提拔为排长、连长，最终在去年以“破格”的速度晋升为营长。
每一个阶段，他都描述得绘声绘色，细节丰富，听起来他的军旅生涯简直是一路坦途，充满了鲜花和掌声。
每讲到他认为特别“精彩”或者特别能体现他“能力”的地方，他都会有意无意地朝我这边看一眼。
那眼神里混合着毫不掩饰的炫耀，以及一丝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针对“失败者”的怜悯。
在他眼里，我这个三十八岁还在外“漂泊”，穿着普通，连个家都没成的堂哥，大概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生输家吧。
准备离开的时候，婶婶把我们送到院门口。
“大嫂，”她拉着母亲的手，语气显得很是推心置腹，“海川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终身大事真得抓紧了。这成家立业啊，有时候就是一鼓作气的事，拖久了，心思就淡了，机会也少了。”
她话锋一转，又接着说道：“你看我们家永强，虽然眼下也还没结婚，但人家孩子自己有本事，有前途，想找个什么样的好姑娘找不到？这主动权啊，都在自己手里攥着呢。可不像有些人，自身条件要是差了点，那可就不好说了，得碰运气，是不是？”
这话说得已经非常直白，甚至有些刺耳了。
母亲的脸色难看极了，她猛地抽回自己的手，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力拉着我的胳膊，几乎是逃也似的快步离开了叔叔家的院门口。
她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冰凉冰凉的。
回到自己家，一关上屋门，母亲一直强忍着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她靠着门板，用手捂住脸，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
“这日子……这还叫亲戚吗？”她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永强当了营长，是光宗耀祖，是本事。可这本事，难道就是拿来踩踏自家兄弟，拿来羞辱人的吗？亲兄弟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妈，您别哭了，为这个不值当。”我扶着她到椅子上坐下，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闷得难受。
“我就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母亲抬起泪眼朦胧的脸，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海川，你跟妈说句实话，你这些年在外面，到底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委屈？有没有人……看不起你？”
看着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的泪水，看着她眼里深切的担忧和心痛，我心里那股难受劲更重了。
那些泪水，好像不是流在她脸上，而是流进了我心里，又咸又涩。
我握住她那双粗糙的、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的手，用力握了握，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认真地说：“妈，我过得真的很好。工作很稳定，也很受领导器重，收入足够我生活得很好，您和我爸完全不用担心。只是……这些年工作性质特殊，任务重，假期少，没能常回来看望你们二老，是儿子不孝。”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连连点头，用手背胡乱抹着脸上的泪，“妈不求你大富大贵，不求你当多大官，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父亲一直坐在炉子边的小板凳上，闷着头抽烟，一根接着一根，不一会儿，小小的屋子里就弥漫开了呛人的烟雾。
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却还是没有停下点烟的动作。
“爸，少抽点吧，对身体不好。”我走过去，想拿掉他手里的烟。
父亲却躲开了我的手，狠狠吸了一口，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把还剩大半截的烟按灭在旁边的铁皮罐子里：“儿子，你别往心里去，也别怪你叔叔一家。这人啊，就是这样，穷的时候大家还能互相帮衬着，一旦有谁家发达了，日子过好了，心态就容易变，看人的眼光也就不一样了。他们现在……看不起咱们，也正常。”
“爸，我没怪他们。”我低声说。
“可是爸这心里头……堵得慌啊。”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低下头，用那双满是老茧和裂口的大手用力搓了搓脸，“你叔叔当年要盖新房，钱不够，急得嘴上起泡。是我和你妈，把准备给你娶媳妇攒的钱，先挪给了他们。那时候他们家，是真难。现在倒好，他们日子红火了，反倒觉得咱们家当年是占了他们什么便宜似的，这理……到哪里去说？”
我听着父亲这些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胸口那块无形的石头好像变得更沉了，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很久都睡不着。
索性起身，披上外套，走到院子里。
冬夜的寒气瞬间包裹上来，我点了一支烟，却没有抽几口，只是看着那一点猩红在黑暗中明灭。
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
隔壁院子的灯还亮着，隐约还能听见说话声和笑声，他们大概还在为明天的活动兴奋着，筹划着。
我抬起头，望着漆黑的天幕。
乡村的夜空很干净，能看到不少星星，散落在天穹上，冷冷地闪烁着。
在野外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常常这样看星星。
戈壁滩上的星空更加辽阔浩瀚，星星又大又亮，密密麻麻的，仿佛伸手就能摘到。
战友老郭以前总爱说，人没了，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看着地上挂念他的人。
我从来不信这些，但老郭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总是格外认真。
老郭是去年牺牲的。
在一次边境联合抓捕行动中，为了掩护我这个指挥员，他扑向了那个拉响手雷的歹徒。
他母亲到现在还以为，她那个孝顺的儿子，是在一次普通的训练事故中因公殉职的。
我一直记得老郭最后看我的那个眼神，没有恐惧，只有完成任务后的平静，和一点点对家的不舍。
烟燃到了尽头，烫到了我的手指。
我把烟头扔在雪地上，抬脚用力碾灭，直到那点微光彻底消失。
转身回屋时，我看到父母房间的窗户还透出昏黄的光亮，里面传来压低了的说话声。
“……他爸，要不……要不咱跟海川说说，让他明天见了永强，稍微……稍微低个头？说两句软和话？”这是母亲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迟疑。
“低什么头！说什么软和话！”父亲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压抑的怒火，“我儿子没做错任何事！他堂堂正正，凭自己本事吃饭，凭什么要向他们低头！”
屋子里安静了片刻，然后，那点昏黄的光也熄灭了。
我站在冰冷的院子里，站在一片黑暗之中，站了很久很久。
腊月二十四那天，叔叔亲自登门，邀请我们一家去县城吃饭。
“大哥，大嫂，晚上我在县城的龙腾大酒店订了桌，给永强庆祝庆祝，也当是咱们一大家子提前团个年。你们一家子，说什么也得来。”叔叔站在我家门口，没有进来，只是隔着门帘说道。
“这……不用这么破费吧，在家里吃也一样。”父亲有些犹豫，推辞道。
“哎，一家人，说什么破费不破费的。”叔叔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语气不容拒绝，“就这么说定了啊，晚上五点，龙腾大酒店，三楼龙凤厅。我安排好了车，到时候来接你们。”
说完，他也不等父亲再回应，转身就回去了。
“这顿饭……怕是不好吃啊。”父亲望着叔叔离去的背影，眉头紧紧皱成了一个川字。
“去吧，不去更不好看。”母亲叹了口气，开始收拾桌子，“怎么说也是亲兄弟，面子上总要过得去。”
下午四点半，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准时停在了我家门口，司机按了两下喇叭。
我们一家三口上了车，车里已经坐着几个同村的亲戚，都是去赴宴的。
他们看到我们上来，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但眼神都有些躲闪，车厢里的气氛一时有些微妙的尴尬。
龙腾大酒店是县城里最高档的酒店，一栋十二层高的大楼，外墙贴着金黄色的玻璃幕墙，在傍晚的暮色中显得金碧辉煌。
酒店门口停着不少车辆，有轿车，也有越野车。
穿着制服的门童殷勤地为我们拉开车门。
走进酒店大堂，一股暖流混合着淡淡的香氛气息扑面而来。
脚下是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头顶是巨大的多层水晶吊灯，发出柔和明亮的光。
穿着统一旗袍制服的服务员微笑着迎上来：“您好，请问有预定吗？”
“有，龙凤厅。”父亲答道。
“好的，请几位跟我来。”服务员引着我们走向电梯。
电梯上到三楼，沿着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走到尽头，一扇厚重的雕花木门敞开着，里面已经传出了喧闹的人声。
推门进去，包厢很大，一张足够坐下二十人的大圆桌摆在中央，墙上挂着巨幅的山水画，地上铺着柔软的提花地毯。
空调开得很足，温暖如春。
茶几上摆着精致的果盘和冒着热气的茶水，地上已经零星散落着一些瓜子壳和糖纸。
“来了来了，大哥大嫂，海川，快进来坐！”叔叔看到我们，立刻从主位旁边站起来，热情地招呼。
婶婶也站了起来，脸上带着笑，但那笑容看起来有些程式化：“大哥大嫂，这大冷天的，还让你们专门跑一趟县城，真是辛苦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应该的。”父亲勉强笑了笑。
永强坐在正对门的主位上，穿着一件合体的黑色毛呢大衣，里面是笔挺的白色衬衫，没有打领带，看起来既精神又随意。
他看到我们进来，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并没有起身，只是抬手示意了一下：“大伯，大娘，海川哥，来了，坐吧，那边还有位置。”
他指的“那边”，是靠近包厢门口的上菜位旁边，两个孤零零的空椅子。
这个座位安排，在讲究礼数的乡村宴席上，含义再明显不过。
主位是主人或最重要的客人坐的，左右是次重要的陪客，越靠近门口的位置，通常意味着地位越低，或者关系越疏远。
我们一家三口，被安排在了整个包厢里最次要的位置上。
父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母亲的手在桌子下面紧紧攥成了拳头，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但她还是强忍着，没有发作。
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一股火气从心底猛地窜了上来，直冲头顶。
但我深吸了一口气，又把这股火强行压了下去。
这种场合，这种明显带有羞辱性质的安排，如果我当场翻脸或者质疑，反而会显得我们小气、不识大体，正好给了他们更多的话柄。
我扶着父母在那两个靠门的椅子上坐下，自己则坐在了更靠近过道的外侧。
菜开始一道接一道地上桌。
红烧狮子头、清蒸多宝鱼、水煮牛肉、干煸四季豆，还有海参、鲍鱼之类平时在村里根本见不到的高档食材。
摆盘精致，香气扑鼻，但我看着这一桌丰盛的菜肴，却提不起半点食欲。
“这一桌，可不便宜吧？”一个亲戚看着满桌的菜，咋舌道。
“还行，三千八百八十八，图个吉利。”叔叔大手一挥，显得很是豪爽，“今天主要是高兴，永强有出息，咱们老林家脸上有光，花点钱算什么。”
“三千八百八十八！”那亲戚惊呼一声，“老弟，你这手笔可真够阔气的！”
“这不算什么。”婶婶接过话头，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永强现在在部队，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津贴，一个月到手一万好几呢！请自家人吃顿好的，那不是应该的嘛。”
“一个月一万多！”在座的好几个亲戚都倒吸一口凉气，看向永强的眼神更加热切和羡慕了。
永强笑了笑，端起面前的白酒杯，站了起来：“各位叔伯长辈，兄弟姐妹，今天咱们一大家子人能聚在这里，是缘分，也是福气。这第一杯酒，我敬大家，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好！永强说得好！”众人纷纷举杯响应，包厢里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我也跟着端起面前的酒杯，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
酒很烈，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厢里的气氛更加热闹，说话的声音也越发大了起来。
永强显然成了绝对的中心，他趁着酒兴，又开始讲述他在部队带兵、训练、演习的故事，这一次讲得比在村里时更加详细，还时不时夹杂一些诸如“合成化作战”、“战场态势感知”、“非对称优势”之类的专业术语，听得那些亲戚们一愣一愣的，只能连连点头。
“一个营，四百多号人，来自天南海北，性格习惯各异，要把他们带成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可不是件容易事。”永强晃着酒杯，语气里带着掌控全局的自信，“我的经验就是八个字：恩威并施，张弛有度。训练场上，一丝不苟，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生活上，要像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这样才能让战士们信服你，愿意跟着你往前冲。”
“听听，永强这管理水平，了不得！”表舅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
“那可不，要不人家怎么能当营长呢，这可是实实在在管着几百号人的主官！”另一个亲戚立刻附和。
聊了一会儿，永强端着酒杯，脚步稳健地走到了我面前。
“海川哥，”他脸上带着笑，但眼神里却没有什么温度，“来，咱哥俩单独喝一个。”
我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玻璃杯相撞，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响。
“海川哥，你也快四十了吧？”永强喝了一口酒，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看着我，像是闲聊般问道。
“嗯，三十八了。”我平静地回答。
“三十八了啊。”他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的感慨，“这成家立业的事……还没动静？”
“还没。”我依旧简短地回答。
“还没啊。”他的语气里立刻掺进了一丝毫不掩饰的惊讶，随即这惊讶就转变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那可真得抓点紧了。男人过了四十，这黄金年龄一过，再想找个各方面都合适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关心，但配上他那副表情和语调，只让人觉得虚伪和不舒服。
“谢谢关心，我心里有数。”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
“海川哥，”他却好像没听出我的冷淡，反而凑近了一些，压低了点声音，但足以让附近几桌的人都听清，“你在南方那边，一个月……大概能拿到多少？”
这个问题非常私密，也非常不礼貌，尤其是在这种公开的家族聚餐场合。
但永强问得那么自然，那么理直气壮，仿佛在他眼里，我这个“落魄”的堂哥，已经没有什么个人隐私和尊严可言，他有权力也有义务来过问和“指导”我的一切。
“够花，够生活。”我没有给出具体数字，用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回答。
“够花就好。”他点了点头，随即又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不过啊，哥，不是弟弟说你，你也该为长远打算打算了。总这么一个人在外面漂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没根没基的，让人心里不踏实。”
“哦？那依你看，我该怎么打算？”我抬起眼，看着他，想听听他到底能说出什么来。
“我的意思是，你得想法子稳定下来。”永强放下酒杯，双手抱在胸前，完全是一副过来人指导迷途者的口吻，“你看我，虽然在部队，风里来雨里去，但这是铁饭碗，有编制，有保障，老了还有退休金。你在外面打工，今天老板用你，给你发工资，明天生意不好了，或者看你不顺眼了，说让你走人你就得走人，到时候你怎么办？喝西北风去？”
“我的工作，还算稳定，也有保障。”我耐着性子解释了一句。
“稳定？”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嘴角扯出一个讥诮的弧度，“哥，咱们是亲兄弟，关起门来说话，我跟你说点实在的。外头再稳定，它能稳定过体制内吗？它能稳定过部队吗？”
他顿了顿，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继续说道：“要不这样吧，哥。我在县城武装部还有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我帮你打个招呼，看能不能在县城哪个单位的保卫科，或者哪个小区的物业，给你找个保安或者门卫的活儿。一个月不说多，两三千块钱总是有的，工作轻松，包吃住，总比你一个人在南方无依无靠地漂着强吧？你说是不是？”
说完，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反应，脸上那副“我是真心为你好，你可别不识抬举”的表情，几乎要满溢出来。
包厢里其他人的说笑声不知何时都低了下去，好多双眼睛都悄悄地看了过来。
有的眼神里带着同情，有的带着看热闹的戏谑，有的则明显是轻蔑和不屑。
婶婶在一旁适时地插话，声音尖细：“就是啊，海川，永强这可是一片好心，为你着想！你看你，眼看就四十的人了，还没成家，工作也没个定性，再这么下去，你爸你妈得多操心啊！要是能在县城有个稳定工作，离家也近，说媒的人都能把门槛踏破！”
“对对对，永强这孩子，仁义，惦记着兄弟！”立刻有几个亲戚出声附和，“海川啊，你可不能辜负了永强这片心意！”
我看着永强脸上那副自以为是的“善意”，看着周围那些或真实或虚伪的目光，心里头那股荒诞可笑的感觉再次汹涌而来，几乎要冲破胸膛。
他，还有在场的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质，仅仅依据我外在的朴素和低调，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贴上“失败者”的标签，然后居高临下地施舍他们所谓的“帮助”和“指点”。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羞辱？
“谢谢永强的好意。”我放下酒杯，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直视着他的眼睛，“不过，我现在的工作很好，也很稳定，暂时没有换工作的打算。你的心意，我领了。”
永强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那点伪装的关心和善意像潮水一样退去，露出了底下真实的不耐烦和恼怒。
“海川哥，你这可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了。”他摇了摇头，语气变得生硬起来，“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路都给你指到脚边了，你还这么固执？你是不是觉得，在南方随便找个活儿干，比在老家安安稳稳当个保安更有面子？”
“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人各有志，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我依旧平静地回答。
“行，行。”永强连连点头，像是气极反笑，“你满意就好。那就当我多管闲事，自作多情了。你愿意在外面漂着，那就继续漂着吧。反正我这个当弟弟的，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打算做了，是你自己不要。以后要是真混不下去了，可别回头怪我这个弟弟不拉你一把。”
说完，他重重地冷哼一声，转身拂袖而去，回到了他那金光闪闪的主位上，背影挺得笔直，却带着一股显而易见的怒气。
那顿饭，后来是怎么结束的，我记不太清了。
我只记得自己没怎么动筷子，酒也没再喝一口。
父母更是如坐针毡，面前的碗碟几乎还是干净的。
宴席散场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我们一家三口没有坐叔叔安排的车，而是在酒店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车子行驶在寒冷的夜色中，窗外的路灯飞快地向后掠去。
父亲一直沉默地看着窗外，侧脸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冷硬。
母亲靠在后座椅背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但微微颤动的睫毛和紧抿的嘴唇，泄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
回到家，屋里冷得像冰窖一样，炉火早就熄灭了。
我让又累又伤心的父母先去休息，自己留下来重新生炉子。
蹲在冰冷的炉膛前，用旧报纸引燃那些干燥的柴火时，我清楚地听到，从父母紧闭的房门后面，传来了母亲压抑的、低低的哭泣声，以及父亲笨拙的、带着哽咽的安慰声。
橘红色的火苗终于升腾起来，贪婪地舔舐着新加入的煤块，发出噼啪的轻响。
我坐在炉边的小凳子上，盯着那跳跃的火焰，看了很久很久。
火光在我脸上明明灭灭，就像这些年，我在外面所经历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子。
有在烈日下潜伏数十小时的煎熬，有在冰天雪地里急行军的艰苦，有与战友并肩作战的热血，也有失去同伴时撕心裂肺的痛楚。
有明亮如这火焰的高光时刻，也有低沉如灰烬的黯淡时光。
但无论明亮还是黯淡，路，总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能回头。
炉膛里的火越来越旺，屋里的寒气被一点点驱散。
我起身，从行李袋最底层，摸出一个扁平的、没有任何标识的金属盒子。
打开盖子，里面没有别的，只有几枚不起眼的、没有任何文字和图案的深色金属片，以及一张有些年头的彩色合影照片。
照片上是六个全副武装的军人，脸上涂着厚重的油彩，几乎看不清原本的相貌，只有眼睛亮得惊人。
我们勾肩搭背地站着，背景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
站在最左边那个，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就是老郭。
他总爱说，等熬到退伍那天，就回老家镇上开个小超市，不用太大，能养活老婆孩子就行，最重要的是，想抽烟的时候，随时都能有。
老郭没能等到退伍那一天。
我轻轻抚过照片上老郭模糊的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回原处，盖上了盒盖。
炉火的光映在冰凉的金属盒盖上，反射出暗红跳动的光影，像是不息的生命，又像是凝固的鲜血。
窗外，不知哪家心急的孩子，又零散地放起了鞭炮，噼啪作响，在寂静的冬夜里传得很远。
快要过年了，到处都是喜庆的气氛。
但此刻听来，那鞭炮声却显得格外刺耳，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喧闹。
我站起身，再次走到院子里。
细小的雪花又开始悄然飘落，在屋檐下昏黄的灯光照射下，像是一群不知疲倦的、闪烁着微光的飞蛾。
隔壁院子的灯还亮着，说话声隐隐约约，断断续续。
他们大概还在兴奋地讨论着明天那个至关重要的活动，讨论着永强该如何在首长面前完美表现，如何抓住这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点了一支烟，这次，我没有让它静静燃尽。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任由那辛辣的气息充满肺部，然后又缓缓吐出。
灰白色的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迅速扩散、变淡，最终消失无踪，仿佛从未存在过。
在院子里站了大约十分钟，直到指尖被冻得有些发麻，我才将燃尽的烟头扔在雪地里，看着它嘶地一声熄灭，然后转身回屋。
该睡觉了。
明天是腊月二十五。
距离除夕夜，还有五天。
03
腊月二十八，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村子里的年味也一天天浓了起来。
早上我出门溜达的时候，看见好几个半大孩子聚在村口的空地上放鞭炮，胆子大的用手拿着点燃的“摔炮”往地上掼，胆子小的则捂着耳朵躲得老远，小脸又兴奋又害怕，涨得通红。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硫磺气味，混合着家家户户烟囱里飘出的炊烟味道，形成一种独属于北方乡村年节前的、熟悉而又让人心安的气息。
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比前几天更加忙碌。
工人们正在加紧搭建一个临时舞台，钢管骨架已经立了起来，几个人正抬着厚重的木板往上铺。
舞台旁边堆着几个黑色的音响箱，有技术人员蹲在那里调试线路，不时发出“喂、喂”的试音声。
一条宽大的红色横幅被两个人拉着，正在往舞台上方悬挂，上面“拥军爱民迎新春联欢活动”几个明黄色的大字，在冬日灰蒙蒙的天空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和有气势。
永强一大早就到了现场。
他没有穿军大衣，只穿着笔挺的冬常服，身姿挺拔如松，站在舞台前方，像是个指挥官一样，不时地指出问题，声音洪亮地指挥着。
村支书陪在他身边，脸上堆着笑容，不住地点头哈腰，手里还拿着个小本子记录着。
“这条横幅，左边再拉高一点，歪了！对，就这样！”永强伸手指点着，“还有那个音响，高低音再调一下，别到时候领导讲话底下听不清！”
“林营长您放心，我们一定调试到最佳效果，保证不出任何岔子！”村支书拍着胸脯保证。
我慢慢走过去，想着看看有没有什么能搭把手的地方。
几个村民正在从拖拉机上往下卸成摞的塑料椅子，椅子叠在一起不好搬动。
我走上前，帮着他们一起抬了两摞。
“海川？不用不用，我们来就行，这活儿脏。”说话的是村里的老孙头，比我大十来岁，脸上有一道挺深的疤，据说是年轻时在采石场干活被崩飞的石片划的。
“没事，孙叔，我闲着也是闲着，活动筋骨。”我笑了笑，继续帮着抬。
我们抬着沉重的椅子往场地里走。
老孙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有些犹豫。
走出十几步，他还是没忍住，压低了声音说：“海川，你堂弟那边……你这……唉。”
“孙叔，我明白。”我没让他把话说完，有些事，心里清楚就好，说出来反而没意思。
老孙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不再多言，只是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些。
舞台很快就搭得有模有样了。
木板铺的台面离地约有一米高，上面铺着崭新的红地毯。
音响线接好了，调试的人对着话筒吹气，发出“噗噗”的声响，然后开始试音乐，一首激昂的军歌旋律回荡在空旷的场地上。
永强看到了正在帮忙搬椅子的我，手里拿着个文件夹走了过来。
“海川哥，你也来帮忙了？”他问道，语气很平淡。
“村里的集体活动，能出份力就出份力。”我直起腰，擦了擦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
“那倒也是，觉悟挺高。”他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带着点提醒的意味说道，“不过你小心点，别碰着那些设备。这些专业音响，还有那些灯光线缆，都精贵得很，碰坏了不好修，也耽误事。”
这话听起来是好意的提醒，但配上他那打量和略带防备的眼神，总让人觉得他是在防着我这个“外行”笨手笨脚搞破坏。
我没接话，继续转身去搬剩下的椅子。
永强看着我弯下腰的背影，忽然又开口说道：“对了，海川哥，明天的活动，你也一定要来参加啊。正好也让你开开眼，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正规的大型活动，什么叫做真正的首长气派。”
我停下动作，转过身看着他。
“什么意思？”我问。
“你这辈子，应该还没见过真正的大首长吧？”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炫耀，甚至有一丝怜悯，“明天来的，可是集团军级别的首长，肩膀上扛着星星的！那是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平时只在电视新闻里能看到的人物，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幸见到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脸，似乎很期待从我脸上看到震惊、羡慕或者渴望之类的表情。
然而，我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回了三个字：“知道了。”
“知道了？”他愣了一下，显然对我的平淡反应有些意外，甚至有些不满，“海川哥，你知道集团军是什么概念吗？那可是……”
“我知道。”我打断了他的话，语气依旧平淡，“我当过兵，基本的军队编制和级别，我还是懂的。”
“哦，对，你也当过兵。”永强像是才想起来这回事，脸上掠过一丝恍然，随即那丝恍然又变成了更加明显的轻视，“不过你那时候当的……是普通义务兵吧？服役了几年？”
“两年。”我随口答道。
“才两年啊。”他拖长了声音，点了点头，那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毫不掩饰，“那就难怪了。两年的义务兵，说白了就是去部队锻炼锻炼身体，接受点基础教育，根本接触不到核心的东西，更别说理解高级指挥层面的东西了。跟我这种从军校毕业、长期在野战部队服役、一步步干起来的，确实没法比，眼界和见识都不一样。”
说完，他不再看我，转身背着手，继续去巡视舞台的搭建进度了，背影依旧挺直，脚步依旧沉稳有力，仿佛刚才只是随意打发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老孙头又凑了过来，这次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声：“海川，你就……就这么听着？一点不恼？”
“不然呢？”我看了他一眼，脸上甚至带上了一点笑意，“跟他争辩？告诉他我其实见过更大的场面，接触过更高级别的首长？然后呢？图个嘴上痛快？”
老孙头被我这话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胳膊，什么都没说，但那眼神里的意味很复杂，有同情，有无奈，也有一丝理解。
下午的时候，舞台彻底搭建完毕。
横幅挂得端端正正，红地毯铺得平整无皱，音响里播放着激昂的迎宾曲，两百多张塑料椅子围绕着舞台，摆成了一个半圆形。
村支书拿着详细的活动流程表，找到正在最后整理发言稿的永强，进行最后的确认。
“林营长，流程我们再最后对一遍。”村支书推了推老花镜，指着表格念道，“明天上午九点半，与会人员入场完毕。十点整，活动正式开始。首先是咱们县分管民政的双拥工作领导致辞，大概十分钟。然后就是您，作为现役军人代表发言，控制在十五分钟以内。接着是退伍军人代表发言，五分钟。最后是集团军首长讲话和慰问金发放仪式。”
“退伍军人代表定了吗？是谁？”永强从发言稿上抬起头，问了一句。
“这个……还没完全定下来。”村支书脸上露出一丝为难，“咱们村符合条件的老退伍兵有好几位，但都是普通士兵出身，当年在部队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事迹可讲。要不……咱们就按年龄，请一位最年长的老同志上台，简单说两句祝福话就行？主要是体现一下组织对老兵的关怀。”
“行，就这么办吧。”永强点点头，显然对这部分并不关心，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自己的发言稿上，“反正活动的重点和亮点，是我的发言和首长的讲话慰问环节。其他都是陪衬，走个过场就行。”
他手里那份发言稿，显然已经修改了无数遍，纸张边角都有些卷曲磨损了。
昨天深夜，我路过他家窗外时，还看到灯光下他伏案疾书的身影，时而皱眉思考，时而奋笔疾书，显得异常投入和重视。
“永强，你这发言稿写得真是有水平！”婶婶不知何时也来到了现场，手里捧着一个保温杯，脸上是掩不住的骄傲，“昨晚我让你爸念给我听了一遍，好家伙，那些词儿，一套一套的，有文采，有气势！”
“那当然，妈，这可是要当着首长和全县乡亲的面讲的，我能不重视吗？”永强合上稿子，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容，“要是讲得好，给首长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我以后的发展路子就能更宽了。”
“真的？”婶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声音都因为激动而拔高了不少，“首长一句话，真能有那么大作用？”
“很有可能。”永强压低了一点声音，但语气里的期待和野心却更加明显，“这次来的首长，在集团军里说话是很有分量的。要是他认可我的能力和表现，觉得我是可造之材，哪怕只是随口提一句，下面的人自然会放在心上。调去军部机关，或者军区直属院校进修，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母子俩越说越兴奋，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起来，周围帮忙布置的村民和工作人员都听得清清楚楚。
旁边一位看热闹的大婶忍不住感叹：“永强这孩子，真是出息大了，以后肯定是要当将军的料！”
永强听了，只是谦逊地笑了笑，但眼角眉梢的得意却藏也藏不住。
他的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人群，又一次精准地落在了我身上。
那眼神很复杂，有即将“更上一层楼”的志得意满，有对我这个“碌碌无为”堂兄的怜悯，还有一丝……我看不太分明的、类似于比较之后产生的优越感。
然后，他移开视线，继续和村支书讨论明天话筒摆放的角度问题。
我觉得没什么可看的了，转身慢慢往家走去。
晚上吃饭的时候，父母都有些沉默。
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酸菜炖粉条，热腾腾地盛了一大碗放在我面前，但我却没什么胃口。
父亲闷头喝了两杯散装白酒，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明天那个活动……”母亲开口，说了几个字，又停住了，拿起筷子给我夹了一块肉，却放到了碗边上。
“明天我去。”我放下筷子，看着父母说道。
“要不……还是别去了吧。”父亲抬起头，眼睛里带着血丝，声音有些沙哑，“就在家待着，清清静静的，多好。去了……也是看人家风光。”
“去。”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为什么不去？我也是退伍军人，参加拥军爱民活动，名正言顺。”
母亲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欲言又止。
她想劝我，但最终，所有的话都化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晚饭后，我回到自己房间，从行李袋最隐蔽的夹层里，取出了那个黑色的加密通讯器。
按照规定，休假期间，每天需要定时开机一次，查看是否有紧急指令或重要信息。
我按下电源键，屏幕亮起幽蓝的光，输入一长串复杂的密码。
有几条加密信息提示，我快速点开浏览，都是下属单位发来的常规工作报告和节日期间的安全简报，没有任何需要立刻处理的紧急事项。
我逐一确认后，选择了关机。
在屏幕完全暗下去之前，我瞥了一眼时间：晚上八点五十二分。
我将通讯器仔细地放回原处，用其他衣物遮盖好，然后坐在床边，望着窗外发呆。
天色已经完全黑透，村子里各家各户的灯光稀稀拉拉地亮着，像散落在黑色绒布上的零星宝石。
隔壁院子的灯光依然是最亮的，说笑声透过墙壁隐隐传来，时高时低。
他们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还在反复推敲明天的每一个细节，还在憧憬着那可能到来的、改变命运的“机遇”。
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入睡，但思绪却异常清晰，过往的许多画面不受控制地在脑海中翻腾。
腊月二十九，活动当天，天气竟然出奇地好。
早上醒来时，久违的冬日阳光已经透过窗户，在房间里投下明亮的光斑，连空气中的尘埃都在光柱里清晰可见。
我看了看手机，七点二十。
起床，洗漱，换衣服。
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她认为最体面的、灰色的新毛衣，递给我：“穿这个吧，厚实，也显得精神点。”
我接过来，摸了摸柔软的羊毛，却还是把它放在了一边，穿上了那件洗得发白、但穿着最舒服自在的深蓝色棉夹克。
“就……就穿这个？”母亲拿着毛衣的手停在半空，有些迟疑地问。
“这个就行，活动而已，穿那么正式干嘛，自在点好。”我一边拉上夹克拉链，一边说道。
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里的毛衣，最终没再坚持，只是默默地把毛衣叠好，放回了柜子里。
上午九点整，我们一家三口出门，朝着村委会的方向走去。
街上已经有不少村民拖家带口地往同一个方向走，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羽绒服，戴着毛线帽和围巾，嘴里哈出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熟人见面，互相大声打着招呼，声音在清冷的空气里传得很远，带着一种节日前特有的热闹劲儿。
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此刻已经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两百多张塑料椅子基本坐满了，后面还站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和孩童。
舞台上的红地毯鲜红夺目，那条巨大的横幅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铺着红色台布的主席台上，已经摆放好了名牌、茶杯和话筒。
我和父母在人群中间偏后的位置找了几个空位坐下。
周围坐的大多是村里的退伍老兵和他们的家属，我认出几个熟悉的面孔，彼此点头致意。
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复杂，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寒暄两句，但最终都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九点半左右，县里领导的车辆到了。
两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来，停在场地边缘。
县长带着几位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下车，在村支书的引导下，走上舞台，在主席台一侧就坐。
几乎同时，永强也到了。
他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冬常服，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胸前挂着他引以为傲的几枚军功章和资历章，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金光。
他步伐稳健地走上舞台，先与县长等人一一握手，然后坐在了县长旁边的位置上，腰板挺得笔直，目视前方，表情严肃中带着自信。
叔叔和婶婶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脸上洋溢着毫不掩饰的骄傲和激动。
婶婶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大红色的长款羽绒服，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她不停地和左右的人说着话，声音不大，但断断续续能听到是在夸赞自己的儿子多么优秀、多么为家里争气。
十点整，活动准时开始。
村支书作为主持人，快步走到舞台中央的话筒前，先试了试音，然后朗声说道：“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乡亲们，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在这里隆重举行石溪村‘拥军爱民迎新春’联欢活动！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他按照流程，介绍了台上的县长等人，以及“我们石溪村的骄傲、某装甲旅合成营营长林永强同志”。
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下面，首先有请我们县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县长王建国同志致辞！大家欢迎！”
县长走到话筒前，开始了他的讲话。
内容无非是强调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重要意义，回顾一年来县里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感谢部队对地方建设的支持，表达对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的敬意与关怀等等。
都是些程序性的、四平八稳的官方话语，讲了大约十二三分钟。
但台下的乡亲们听得很认真，几位年长的退伍老兵更是坐得笔直，神情肃穆。
讲完后，主持人再次上台：“感谢王县长热情洋溢的致辞！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石溪村走出的优秀军人代表、某装甲旅合成营营长林永强同志，上台发言！”
掌声如潮水般响起，比刚才更加热烈、持久。
永强在掌声中站起身来，先向台上的领导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步伐铿锵地走到舞台中央的话筒前。
他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然后挺直身躯，目光如炬地扫视了一遍台下的观众，脸上露出了自信而沉稳的笑容。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
他的声音通过高质量的音响设备传遍全场，洪亮有力，带着军人特有的铿锵节奏，“我是林永强。今天，能够站在家乡的舞台上，代表全体现役官兵发言，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也感到无上的光荣……”
他开始按照精心准备的稿子，讲述自己的军旅生涯。
从十年前那个怀揣梦想、踏入军营的青涩少年讲起，讲到新兵连时在泥水里摸爬滚打的艰辛，讲到第一次手握钢枪时的神圣使命感，讲到如何凭借不服输的劲头和刻苦的训练，在同年兵中脱颖而出，被选送入学。
然后又讲到军校毕业后，回到基层连队，从排长干起，如何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如何在一次次的演习和任务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如何一步步走上连长、营长的岗位。
他的讲述很有技巧，善于营造画面感，将一些普通的训练和日常工作，描述得充满挑战和激情，听起来他的成长之路虽然艰辛，却充满了奋斗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台下的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脸上流露出向往的神情。
“近年来，在各级首长的信任和栽培下，我先后参加了三次战区级别的重大联合军事演习。”永强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自豪，“在去年的‘钢铁洪流’跨区机动演习中，我带领全营官兵，克服恶劣天气和复杂地形，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穿插突击任务，战后被演习指挥部评为‘优胜单位’。我个人，也因指挥得力，被旅党委记三等功一次。”
台下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永强停顿了几秒钟，享受了一下这掌声，然后才继续他的发言。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点我个人的感悟。”他的语气变得更为语重心长，目光也显得更加深邃，“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但无论选择哪一条，都离不开‘奋斗’这两个字。只有脚踏实地，不畏艰难，勇于拼搏，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像是无意般，扫过台下，然后，精准地、停留在了我所坐的位置。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有力，甚至带上了一点训导的意味：“在我们身边，可能也有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怀揣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外出闯荡多年。然而，时光流逝，岁月蹉跎，有的人可能依旧一事无成，迷茫徘徊。”
这话，已经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了明确的指向。
台下不少村民，包括坐在前排的叔叔婶婶，都顺着他的目光，或者带着会意的表情，转头看向了我。
我感觉到那些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有的带着同情，像看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有的带着轻蔑，仿佛在说“看吧，果然没出息”；还有的，纯粹是幸灾乐祸，等着看热闹。
那些目光，像一根根细密的针，扎在我的背上，不疼，却让人极其不适。
母亲放在膝盖上的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指甲几乎要陷进我的棉衣里。
她低着头，呼吸有些急促。
父亲则把脸扭向了一边，死死地盯着地面，仿佛地上有什么极其吸引他的东西，下颌的线条绷得紧紧的。
永强还在继续，他的声音通过音响放大，字字清晰：“我想对这些朋友们说，外面的世界或许精彩，但未必适合每一个人。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关键在于，你是否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是否愿意沉下心来，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去实实在在地奋斗和担当！”
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这一次，夹杂着不少叫好声。
永强向着台下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在更加热烈的掌声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经过我们这一排时，他的眼角余光瞥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个几不可察的、带着胜利和嘲讽意味的弧度。
主持人重新上台：“感谢林营长充满激情、又发人深省的精彩发言！下面是退伍军人代表发言环节……”
他拿起手中的名单卡片，正要念出名字，村支书忽然从侧面快步走到他身边，附在他耳边低声急促地说了几句什么。
主持人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错愕，随即点了点头，重新面对话筒，声音里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尴尬和临时调整的匆忙：“啊，刚才村支书提醒我，我们石溪村还有一位退伍军人，林海川同志，今天也来到了现场。虽然林海川同志非常低调，但我们觉得，也应该听听他的故事和心声。下面，让我们有请林海川同志上台，和大家说几句！大家欢迎！”
台下响起的掌声稀稀拉拉，更多的是好奇的张望和窃窃私语。
我完全愣住了。
我根本没有被安排发言，这显然是临时起意，甚至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
父亲轻轻推了推我的胳膊，声音有些干涩：“海川，叫你呢，上去吧。”
母亲也转过头看着我，眼圈红红的，眼神里有担忧，也有鼓励：“去吧，儿子，随便说两句就行。”
在全场目光的聚焦下，我缓缓站了起来。
夹克的拉链似乎有点卡住了，我低头用力拉了一下，才把它拉到底。
然后，我从坐得密密麻麻的座位中间侧身挤出去，沿着人们让出的狭窄通道，一步步走向前方的舞台。
脚下的水泥地很硬，我的步子很稳，但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一下，又一下。
走上舞台时，木质的台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我走到立式话筒前，伸出手，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
它对于永强来说正好，对我来说却有些偏高。
我把话筒杆往下按了按，这个细微的动作，在安静的会场里，通过麦克风放大成了“滋滋”的摩擦声。
台下，两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
我能看清前排许多人脸上的表情。
叔叔婶婶在笑，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戏谑和等着看好戏的笑容。
永强坐在主席台上，身体微微后靠，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但他那双眼睛里的轻蔑和嘲讽，几乎要满溢出来。
我拿起了话筒。
“大家好，我是林海川。”我的声音通过音响传出来，很平静，甚至有点平淡，带着一点因为不常使用话筒而产生的轻微回音，“很多年前，我也穿过军装，在部队服役过，做了一些非常普通、非常平凡的工作。今天能回到家乡过年，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看到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
“就说这些吧。谢谢。”
说完，我放下话筒，转身，准备从舞台侧面走下去。
整个会场陷入了短暂的、诡异的寂静。
几秒钟后，窃窃私语声如同水波般迅速扩散开来。
“这就完了？”
“一共说了有三句话吗？”
“也太……太简单了吧？跟永强那发言简直没法比。”
“唉，看来在外面这些年，是真没啥可说的……”
永强坐在主席台上，脸上的笑容终于掩饰不住地绽放开来，那是一种胜利者看到对手不堪一击时的、充满优越感的笑。
他侧过头，和身旁的县长低声说了句什么，县长也笑了笑，摇了摇头，那笑容里的意味，不言而喻。
婶婶在台下，更是用手半捂着嘴，笑得肩膀都在抖动，正兴奋地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看口型，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父亲深深地埋下了头，肩膀微微耸动着。
母亲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她赶紧用手捂住脸，不想让人看见。
我的脚刚刚踏下第一级台阶。
就在这时，会场外，由远及近，传来了汽车引擎低沉有力的轰鸣声。
不是普通轿车的声音，更像是越野车。
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循声望去。
只见两辆涂着军绿色迷彩、造型硬朗的越野车，正一前一后，从村口的方向，沿着水泥路，不紧不慢地朝着会场这边驶来。
车子开得很稳，带着一种不言自威的气势。
主持人愣了两秒，随即脸上爆发出巨大的惊喜，声音都激动得有些变调：“来了！集团军首长到了！大家热烈欢迎！”
全场“唰”地一下，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热烈、持久。
县长带着台上的几位领导，急忙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快步走向会场入口处，准备迎接。
永强也立刻站了起来，他飞快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容风纪，扶正军帽，拉平衣襟，然后挺起胸膛，脸上带着激动、期待和一丝紧张的复杂表情，跟在县长身后，大步流星地走向入口。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刻——在全村父老面前，在家乡的土地上，以最优秀的姿态，迎接集团军首长的到来，给对方留下一个完美而深刻的印象。
我站在舞台侧面的台阶上，脚步停住了。
这个时候走下去，似乎不太合适。
我转过身，站在舞台边缘，静静地看着。
车门打开，首先下来的是几名动作干练、眼神锐利的年轻军人，他们迅速站定位置，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环境。
然后，三位穿着笔挺军常服、肩章上星光闪烁的军人，先后走下了车。
我看得很清楚。
走在最前面的，是某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刘振华，大校军衔。
我认识他，在几次高级别的工作协调会议上见过。
走在中间稍前位置的，是赵志刚。
永强所在装甲旅的政委，同样是大校军衔。
也是我多年前，在另一个更为核心和机密的单位时，曾直接领导过一段时间的得力干将之一。
我下意识地想侧过身，避开这个即将正面相对的场面。
但已经来不及了。
赵政委在县长等人的迎接下，面带微笑地走进了会场。
他的目光先是礼貌地扫过主席台，看到了县长，微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他的目光继续移动，扫向舞台，扫向台下的人群——
当他的目光，掠过舞台边缘，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刹那。
他整个人，如同被一道无形的闪电击中，猛地僵住了！
脚步瞬间停下，脸上的微笑凝固，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脸上写满了极度的震惊和难以置信！
他死死地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两三秒钟，然后又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以及我身上那件普通的夹克，仿佛在确认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或者认错了人。
紧接着，在台上台下所有人惊愕、茫然、不解的目光注视下——
赵政委猛地推开身前试图引路的村支书，完全不顾礼仪和流程，迈开大步，几乎是跑着，冲到了舞台前方！
他站在台下，仰起头，看着台上穿着便装、与周围隆重场面格格不入的我。
下一秒，在死一般寂静的会场里，在所有摄像机、手机镜头和几百双眼睛的聚焦下——
赵政委身体如同标枪般瞬间绷直，立正站好！
然后，他抬起右臂，五指并拢，以最标准、最有力、最庄重的姿态，向我敬了一个无比标准的军礼！
与此同时，他那洪亮、坚定、充满了激动与敬意的声音，通过会场尚未关闭的音响，清晰地、震撼地传遍了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撞击着每一个人的耳膜：
“首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