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堪称中国西部地理禀赋最为优越的区域。

从区位格局来看，尽管身处西部腹地，其空间坐标却趋近全国几何中心。

北侧毗邻广袤的大西北，西侧衔接青藏高原，南侧与云贵高原接壤，东侧连通华中腹地，距离边境线尚有较远距离，这使其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始终占据枢纽地位。

尤其是大西北与云贵、两广地区之间的物资流通与人员往来，四川盆地是必经之路，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节点。

其次，盆地内部地形条件优越，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四川盆地总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其余区域多为丘陵地貌。

海拔介于250米至750米之间的区域面积超16万平方公里，占据盆地主体。

单从数据层面看，平原占比并不算高，但实际情况是，盆地内绝大多数城市周边都拥有连片的平坦地块，为城市建设与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空间。

第三，这里降水充沛，水资源储备极为丰富。

纵观整个西部，能与四川盆地规模相当且地形相对平坦的区域，仅有内蒙古草原、青海柴达木盆地、新疆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甘肃河西走廊。

但这些区域普遍面临干旱少雨的困境，盆地或走廊内部多为沙漠戈壁，自然条件与四川盆地相去甚远。

四川盆地不仅年降水量充足，更有众多江河在此汇聚，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沱江、乌江、赤水河等河流交织成网，形成“百川汇流”的独特水系，水资源总量位居西部前列。

第四，交通基础条件得天独厚。

四川盆地地处长江航运的起点区域，长江上游多条支流均具备通航能力。

在西部地区，除了广西拥有便捷的沿海航运外，鲜有区域能具备如此优质的内河航运条件。

云南、贵州两省虽河流众多，但因海拔落差大、水流湍急，航运价值有限；西北地区则因干旱缺水，河流数量稀少，更谈不上规模化航运。

四川盆地内的重庆、万州、涪陵、宜宾、合川、泸州、乐山等城市，均依托优良的航运条件兴起，成为区域交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凭借这般优越的地理条件，四川盆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最繁荣的区域之一。

例如在唐朝，全国最繁华的两座城市，一座是江南的扬州，另一座便是蜀地的成都。

如今的四川盆地，更是坐拥成都、重庆两座全国十强城市，成为西部当之无愧的经济重心。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四川盆地的地理优势与经济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盆地内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的城市不在少数，但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仅有成都、重庆两座，这种发展格局显然难以匹配其整体禀赋。

长期以来，四川推行的发展策略呈现明显的“成都独大”特征，全省的政策、资金、人才等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成都。

这一模式直接导致省内其他城市发展滞后，宜宾、泸州、南充、广元、绵阳等城市，无论是地形条件还是水运基础，都远超贵州遵义等周边城市，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不及遵义。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四川区域发展已出现严重失衡。

而重庆的发展格局也存在类似问题，作为直辖市，其原有的黔江、万州、涪陵等重要区域被拆分整合，形成了典型的“二八经济”格局——80%的经济总量集中于重庆主城区。

这使得万州、涪陵等原本具备大城市发展潜力的区域发展受限，未能充分发挥其带动周边的辐射作用。

要破解四川盆地的发展困境，核心在于重构行政区划体系。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公就已敏锐察觉到四川存在的关键问题——辖区面积过大。

通常而言，辖区面积广阔的省级行政区，多为地广人稀的边疆或内陆荒漠区域，比如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

但四川地处内陆腹地，辖区面积却高达57万平方公里，1996年人口便已突破1亿大关，人口密度与面积规模严重不匹配。

当时的四川下辖23个地级市、221个县，庞大的行政层级导致行政效率极为低下，民间甚至流传着“开会坐不满、文件传不完”的说法，生动反映出行政区划过于臃肿的弊端。

回顾历史，对于这类面积过大、人口过多的省级行政区，拆分重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例如清朝时期，为平衡区域发展与加强管理，将富庶的江南省拆分为江苏省与安徽省，这一举措成为推动两地经济独立发展的重要契机。

改革开放后，为加速四川盆地的发展进程，邓公提出了将四川一分为二的构想。

最初的方案是在四川东部设立三峡省，核心目的是为三峡工程移民安置提供行政区划支撑…

该省规划范围涵盖万县、黔江、涪陵、宜昌、恩施等区域，共涉及30个县，1985年统计数据显示，其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760万。

但由于当时三峡周边区域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担起省级行政区的发展重任，这一方案最终被搁置。

1994年底，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国家再次启动拆分四川的相关研讨工作。

此次研讨属于秘密会议，核心议题聚焦重庆直辖，同时兼顾三峡工程建设与移民安置等相关问题。

1995年，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与省长肖秧联合向中央提交报告，明确指出：四川是历史上由原四川省、西康省及重庆市合并而成，人口规模与日本相当，面积和人口过于庞大，内部情况复杂，建议实施拆分。

报告强调，拆分后，四川可集中力量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重庆则能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三峡区域发展。

最终在1997年，重庆正式获批直辖，同时从四川划入黔江、万县、涪陵三市。

为支持三峡区域经济发展，四川一次性为这三个划入重庆的城市各拨付2000万元资金，这笔资金被民间亲切地称为“嫁妆”。

重庆直辖后，确实有效带动了三峡库区的经济腾飞，这一发展成效有目共睹，毋庸置疑。

然而，川渝分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四川辖区面积过大的问题。

拆分后，四川仍保留48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当前人口规模超过9000万，下辖22个地级市、183个县区。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甚至呈现加剧态势。

四川东部的广安、南充、达州、巴中四市，与重庆经济联系极为紧密，但受地理距离限制，接受成都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发展速度受限。

南部的宜宾、泸州等城市，坐拥长江优良港口，具备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却长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未能充分释放其航运与区位潜力。

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角度出发，继续拆分四川是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