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反诈博主“徽剑”吴恺遇害一案的二审裁定公开后，舆论场出现了一道刺眼的分裂。法律圈内部分律师从“故意伤害致死”的定性出发，论证主犯赵冰判死缓“于法有据”；而公众的直觉几乎是压倒性的：冒充警察、跨省劫持、钳子夹断指甲、踢晕后用枯草一盖丢在荒山，这样的人不判死刑立即执行，那死刑到底是留给谁的？正是在这种分裂中，“取消死刑代表着社会进步”的陈词老调又被一些人重新弹起，只不过这回披了一层更精致的包装：要“与国际接轨”，要“少杀慎杀”，要“超越报应主义”。我把这种论调称为“歪理邪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自古的理，把这个理也推翻了，还辩称是社会进步，简直是无理搅三分，胡说八道。

我之所以主张保留死刑，对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是在坚持一条文明社会最底线的承诺：当一个人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法律必须给出与这种恶相匹配的回答。拿徽剑被买凶杀害案来说，他做了什么招致杀身之祸？他持续曝光缅北、柬埔寨电诈内幕，揭露园区暴力、非法拘禁、电信诈骗，令犯罪分子恼羞成怒了。境外势力先试图花钱删帖，被拒绝后悬赏百万买凶，逼问其公众号幕后主使、删除文章。一个普通人因为说了真话，被跨境追杀，被冒充警察的人从停车场强行掳走，在三天里辗转多地遭受持续殴打虐待，最后像一件废弃物一样被丢在江西的山上。面对这样的恶，废死论者能给出的最高回答，是一个注定可能减刑的死缓，外加一句“被害人自身高血压对死亡起次要促进作用”的减责说理。当法律对这种极端的恶行表现出惊人的克制时，这种克制本身就是在向所有潜在的施暴者传递一个信号：最坏不过死缓。

某些人把废除死刑包装成“普世标准”，不过是一个被刻意裁剪出来的叙事。他们声称代表人民，实际上最代表不了人民。中国老百姓对保留死刑的态度，恰恰是跨越阶层、跨越地域的高度一致。中国社科院与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联合调查显示，95%以上的受访者支持保留死刑。人民群众对死刑的态度，决定了我国保留死刑的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国际接轨论”要接的“轨”，从来不是中国民意的轨，而是少数法律精英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子，量出来的“进步”，与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正义感无关。

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对恶的容忍度有多高，而在于对恶的识别和回应是否足够精确、足够有分量。中国目前是“死刑保留，但严格限制适用”制度，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反复核验证据，把冤错的可能性压到最低，这没有错。但对手段极其残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行，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认为：徽剑案就很值得追问，为什么一个如此恶劣的案件，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仍然走向了死缓，还拿“高血压次要死因”说理，这究竟是在限制死刑，还是在为限制而限制，以至于把限制本身变成了目的。广大网友对这种判决表示不服，指向的正是这种把手段异化为目的的思维：少杀慎杀是对的，但当“少杀”变成一种不需要看案件具体恶性的机械惯性时，它就已经背离了“慎”的本意。

日本律师冈村勋曾经是“废死运动”的核心人物，多次为重案嫌疑人辩护，直到他的妻子被凶徒杀害，凶手只被判了无期时，他的思维才发生了180度改变。他退出人权律师协会，加入犯罪被害者协会，公开转为支持死刑。他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自己为加害者辩了四十年，直到成了被害人家属，才真正懂了那种痛。立场的高贵，常常只是因为离苦难太远。徽剑长期孑然一身，父母已过世，遇害后很长时间无人知晓，无人为他发声。法律不能只为那些永远不会成为被害人家属的人设计，它必须为那些可能成为、已经成为的人，留一个可以指望的维护公平正义的答案。

一个人做了什么事，就要承担与之相称的后果，这件事不应该因为法学概念的精致化而被稀释。徽剑在公众号首页写过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一个社会如果连这样的人被残杀之后，都只能用“死缓”和“高血压次要原因”来回应，那么它失去的将不只是一个反诈博主，而是所有普通人对“善恶有报”这四个字最后那一点不假思索的信任。取消死刑是否代表着社会进步？有些答案，不在学术论文里，而在一个被丢在荒山上的普通人身上。不杀死坏人，死的将是更多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