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战老兵，突围时被俘虏，监狱生活让我终生难忘!
我叫高章贵，我是四川大足人，我的原部队是150师448团2营机枪连1排3班，，我被配属到4连3排参战的。
我参加过1979年的边境对越自卫还击战，我在突围过程中不幸被越军俘虏过，我是第四批被交换回国的，每当回想起46年前在战场上的一幕一幕是记忆犹新。
1979年3月6日晚，我们448团开始蹬
车，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终于到达了越南高坪地区
我们车队穿越高坪地区后，车停了，我们开始下车集合并整理装备，随后就是强行军，而我们的任务则是阻击越军，掩护大部队撤回。
说实话，当时我还未满18岁，身体素质不错，虽然当时伴有感冒症状，在车上时，那一股股汽油味闻得我相当难受，但是我仍然咬牙坚持，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任
务。
我们在强行军过程中是拼命的往预定地点奔跑，其中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二炮连的一名战友，他跑着跑着，突然晕倒，造成战友的脸与地面发生了摩擦，而战友的脸都磨烂了，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摩擦力有多强。
二炮连负伤的战友被原地送回，而我们则继续奔赴预定地点，1979年3月7日晚，我们已经奔赴到班英南侧3号B公路旁时，我们全体才进行休整前的准备，即，为了安全，每人都要挖能够容纳自己的猫耳洞。
1979年3月8日，我们继续往纵深进发，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令当时的我们迷惑不解，一是侦察连发现前方有敌情，二是我们发现了许多战友的遗体!
事后我们才知道是我们的接粮骡马队战友被越军伏击了。战友牺牲了不少，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们就地掩埋。
就这样，我们掩埋牺牲战友后继续往前走。
我们刚刚出发没多久，我们又接到了“原地待命”的命令，因为前方有敌情。
紧接着就是攻打1号阵地、2号阵地、3号阵地......
1979年3月12日至3月13日，我们2营经历了越军的两次伏击、包围，而我们2营就此全部被打散，所以我们2营正式进入各自为战，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各自突围。
1979年3月12日早晨，我们接到命令，卸下重装备，选择轻装突围，我们翻越了一座山，随后又走过一处垭口，但是我们毕竟人多，被越老百姓的狗发现了，在狗的狂吠之下，也不知道是哪一名战友，我们只听见“呯”得一声，枪响了，而我们的位置也彻底暴露了。
就在枪响后，埋伏在对面山洞内的越军用火力将我们的队伍分成了两截，使我们进退两难。就这样，我们非常被动，且伤亡惨重。
所以，为了减少伤亡，我们不得不在原地一直困到黑夜，而我们只能借着黑夜的掩护继续突围。
1979年3月13日八九点钟时，我们遭遇了越军高射机枪的伏击，造成我们的副团长胡庆忠当场牺牲，而且我是亲眼看见副团长牺牲在我面前的。
1979年3月14日，我们2营早已打散，从几百名战友到几十名战友，再到我和班长的突围，60多公里的归程，我和班长正式进入突围回国之路。
我的班长单孜倾培在前面带路，我们互相配合，相互默契的，小心翼翼的突围着。而我和班长一直走到3月19日。要说我的班长，他可是八一登山队队员，方向感特别强，更会利用参照物辨别方向。
其实，早在3月12日时，我们就已经断粮了，在突围过程中，我最终与我班长走在了一起。
3月14日时，我们没有任何装备只有挎包和水壶，我们实在是饿的扛不住了，还好我的班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根甘蔗，暂时解决了饥渴问题。
3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我们完全是靠一点水硬挺着。
3月17日这天，我们已经完全断水了。
为了安全突围，我在班长指导下爬过尸体堆，而在此期间，班长曾不止一次提醒我怎样躲避越军的暗哨等等。
就这样，我在班长的带领下，白天休息，晚上突围，就这样我们连续爬了有几天时间，而我们由于脱水严重，嘴皮子已经严重起皮，并且肿胀，导致我们说话都困难，而且双手也被丛林中的荊棘割烂了。
我和班长爬累了就背靠背坐着休息，在休息过程中，班长将唯一的一颗手榴弹交给了我，而我则是将手榴弹的引线手环套在手指上警戒。
我的班长比我大几岁，生存经验也丰富，所以班长的目的就是带着我爬回祖国。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在3月18日时就已经饥渴难耐了，而且爬都爬不动了，而我们则一直坚持到3月19日，总之就是相互鼓励，触发我们的求生欲。
我和班长独自突围的第四天，我们因长时间未进食和饮水，身体肌能已经虚弱到无法爬动，我们还是被赶来的越军俘虏了!
我们被押入了好像是越南海防的一个足球场，随后我们发放了囚服和进行了编号。之后，我和班长就被投进了六人间，但是到房间之后发现其他四名俘虏战友一个都不认识。
两天过后，我发现了我的一名老乡战友也被俘虏了，并且跟我住在了同一间房，说实话，当时我的内心好受多了，因为至少我有了依靠。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名老乡战友是在3月21日被俘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几天几夜没吃没喝体力透支严重。
在此之后，我们这边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越军对我们这些类似于娃娃兵，他们提审我们时的要求并不高，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在我们所有的战友中，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公开变节的。但是一旦发现某位战友有胡须就会“重点照顾”。
因为这之间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开县的一名战友，他叫蒋光权，蒋光权当兵的时候至少有22周岁
了，所以越军面对他成熟的面孔认为蒋光权是军官。
尽管蒋光权强调自己只是一名新兵，但就是因为有胡须的存在被越军进行了审问和虐待。这其中还包括我们2营的副营长，以及一名1975年入伍的老兵朱以武班长。
怎么说呢，总之我们在战俘营中每天只有两顿饭，日常的伙食基本上是看不见素菜，而肉类一个月最多吃个两三次，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吃不饱，基本上都靠一天两顿饭吊着命。
我是第四批被交换回国的战俘，等我踏进边防线的那一刻，我是泪流满面。
四十余载光阴流转，高坪的硝烟早已散尽，班英公路旁的猫耳洞或许已被荒草覆盖，但1979年春天的那些瞬间，却永远烙在我心底。
未满18岁的我曾攥着冰冷的枪托，在强行军的喘息里闻过汽油味的晕眩，在战友磨烂的脸颊上见过青春的代价，更在副团长倒下的那一刻，读懂了“掩护”二字背后沉甸甸的生命重量。
突围路上的甘蔗甜、断水时的唇裂疼、尸体堆上的小心翼翼，还有班长背靠背递给我的那枚手榴弹，那不是武器，是他想带我回家的决心。
战俘营里的饥饿与审问算不得什么，真正支撑我的，是蒋光权战友宁受虐待也不低头的硬气，是同乡重逢时那句“我们再等一等”的默契，更是每天望向北方时，心底从未熄灭的“回家”的念头。
当我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泪水模糊双眼的那一刻才懂:所谓英雄，从不是天生无畏，而是明知会受伤、会被俘，仍愿为身后的山河，把年轻的胸膛挡在前面。
如今我已白发苍苍，但每次想起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友，仍会红了眼眶，他们留在了那个春天，却让我们后来的每一个春天，都活得安稳、活得有尊严。
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曾把黑暗挡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愿我们永远记得，1979年的战场上，有一群年轻人，用热血和生命，换
来了今天的国泰民安。
关于高老兵的真实故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向高班长敬礼!向参战老兵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