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跟着村里人去山西矿区打工，阴差阳错和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搭伙过日子”。
六年里，他对我百般呵护，却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去。
后来矿区被查封，我们被迫分开，他消失得干干净净，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十八年后，我作为保洁员走进北京一座豪华写字楼，却在电梯里与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四目相对。
他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那张脸，分明就是当年那个在矿区给我打水、帮我洗脚的男人，可他的身份——让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1
1999年，我二十八岁，在河南老家种了十年地，穷得叮当响。
那年开春，村里的刘婶子回来，说山西有个矿区在招人，男的下井挖矿，女的负责洗补衣物和帮厨，一个月能挣八百块。
八百块，我爹种一年地也就挣这个数。
我娘死得早，我爹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奶奶。
我不出去挣钱，这个家就要散了。
三月十五，我跟着村里七八个人坐上了去山西的大巴。
车子在土路上颠了两天一夜，我吐得昏天黑地，终于到了那个叫“黑沟”的矿区。
说是矿区，其实就是一片荒山野岭中间扎了几十顶帐篷。
远处有几个黑乎乎的矿井口，旁边堆着小山一样的煤渣。
风沙大得睁不开眼，空气里全是呛人的煤灰味。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姓马的工头，四十来岁，脸上全是横肉，说话像吵架。
“女的跟我走，男的去那边登记！”
我跟着另外两个女人被带到后勤区。
说是后勤区，就是一个用铁皮搭起来的大棚子，里面堆着脏衣服和几口大锅。
“你们仨负责矿上两百来号人的洗衣做饭，一天三顿，衣服也要洗净补好。”马工头扔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和另外两个女人面面相觑。
两百来号人，三顿饭加上所有衣物，就我们仨？
但没办法，来都来了。
第一天晚上，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手上全是搓衣板磨出的水泡，脸被煤灰熏得黢黑。
我躺在分给我的帐篷里，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第一次后悔出来打工。
就在这时，帐篷帘子被人掀开了。
我吓了一跳，猛地坐起来。
进来的是个男人，三十出头的样子，个子很高，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工装，脸却比一般矿工干净些。
“你谁啊？出去！”我抓起枕头护在身前。
那男人愣了一下，退后两步说道：“对不起，走错了。”
他的声音很低沉，不像其他矿工那样粗声大气，反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斯文劲儿。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他已经转身出去了。
第二天，我才知道他叫陈志远，是三个月前来的矿上财务，住在我隔壁帐篷。
“那人有点怪。”一起干活儿的赵姐小声跟我说。
“来了三个月，不喝酒不打牌不骂人，也不跟人搭话，整天闷在账房里。”
“有人说他是犯了事跑出来的，有人说他是读书人落难了。”
我没当回事。
矿区这地方，谁没点故事？能来这儿讨生活的，要么是走投无路，要么是躲什么人。
大家心照不宣，没人追问别人的过去。
可接下来几天，我总能遇见他。
在食堂打饭，他排在我后面；去水井打水，他也正好在；我抱着一大盆待洗的工服往水槽走，他就出现在旁边，默不作声地接过去。
“不用你帮忙。”我说。
他没说话，只是把衣服放到水槽边，转身就走了。
赵姐在旁边挤眉弄眼：“秀兰，有人看上你了。”
“瞎说什么！”我红着脸骂她。
但我心里清楚，矿区男多女少，两百来号男人就几个女人，盯着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断过。
只是陈志远的眼神不一样——他看我的时候，不是那种让人浑身不舒服的打量，而是一种很干净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个需要帮忙的人，仅此而已。
半个月后，马工头把我叫去。
“李秀兰是吧？有个事跟你商量。”他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
“矿上有个规矩，男女可以‘搭伙’，就是假装夫妻，住一块儿，相互照应。”
“你一个女的住单间，不安全，不如找个男的搭伙。”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说道：“我不搭。”
“你想清楚。”马工头眯着眼睛看我。
“这矿上两百号男人，有几个是正经人？你不找个靠谱的搭着，哪天晚上出事可别怪我。”
我咬着嘴唇没说话。
他说的是实话，这半个月已经不太平了。
“正好有人托我问你。”马工头把烟头摁灭。
“陈志远，你认识吧？他说想跟你搭伙。”
我愣住了。
陈志远？就是那个沉默寡言、连话都不跟人说的财务？
“他人老实，又是管账的，跟他搭着，起码没人敢欺负你。”马工头站起来。
“你自己考虑，明天给我答复。”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去水井打水，正好碰见陈志远。
他看见我，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陈志远。”我叫住他。
他停下来，转过身静静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认真打量他的脸。
他长得不算特别英俊，但五官端正，眉毛很浓，眼睛很深，鼻梁很挺。
最让我意外的是他的手——不像其他矿工那样粗糙皴裂，反而很修长，指甲也剪得干干净净。
这双手，不像是干粗活的，倒像是拿笔的。
“工头跟我说了。”我直视着他问道，“你为什么想跟我搭伙？”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矿上不太平，你一个人不安全。”
“就这个原因？”
“就这个原因。”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他的眼神很坦然，没有躲闪。
“我有几个条件。”我说。
“第一，各睡各的，你睡地上，我睡床；第二，不许碰我；第三，搭伙就是搭伙，不是真夫妻。”
他点了点头，很干脆地答道：“行。”
就这样，我和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成了矿区里的“假夫妻”。
02
搬进陈志远的帐篷那天，我发现他已经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草垫子，上面放着被褥，显然是给自己准备的地铺。
床铺让给了我，还多加了一床新棉被。
“哪来的被子？”我问。
“托人从镇上带的。”他说。
我没再问，心里却有点暖。
接下来的日子，他确实守规矩。
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去账房，晚上回来先在外面把自己收拾干净，才进帐篷。
我做好饭给他留着，他从不挑，吃完就去打水，把第二天我要用的水缸灌满。
他话很少，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从不主动找话说。
有时候我一边补衣服一边跟他闲聊，他就坐在旁边听着，偶尔嘴角会弯一下，像是在笑，但很快就收回去了。
矿区的夜晚很冷，风从帐篷缝隙里灌进来，冻得人直哆嗦。
有一天半夜，我冷得睡不着，翻了个身，发现他的地铺是空的。
我披上衣服出去找，看见他站在帐篷外面，正在往我的帐篷缝隙上糊泥巴。
“你干嘛呢？”
他转过身，手上全是泥：“风太大，你睡觉总是咳嗽，我把缝糊上，能挡点风。”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鼻子有点酸。
“进去睡吧，外面冷。”他说完，继续低头糊泥。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慢慢地，我发现陈志远和其他人真的很不一样。
他晚上总是看书，有时我睡醒一觉，还能看见他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在翻书。
有一次我凑过去瞧，发现那是一本挺厚的书，封面上写着“金融学”几个字。
“你看这个干啥？”我好奇地问。
他合上书，淡淡地说：“没事，随便看看。”
可那本书明明被他翻得很旧了，边角都卷了起来。
矿区的人都有秘密，我也有，凭什么要求别人对我坦白？
但我越来越好奇：这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他又不在帐篷里。
我轻手轻脚走出去，在工棚后面找到了他。
他背对着我，正在打电话。
“……必须尽快抽身……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对，举报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等离开这儿，我就去考大学……”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夜里太安静，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出声。
就在这时，他挂断电话，转过身——
四目相对。
他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你怎么出来了？”
“我……我起夜。”我的声音有点发颤，“你给谁打电话？”
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没什么。”他走过来，拉起我的手往帐篷走，“外面冷，回去睡吧。”
他的手很温暖，很有力，但我的心里却发凉。
“抽身”？“举报”？“考大学”？
他到底在做什么？在谋划什么？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从那以后，我对他多了一层戒备。
可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该干嘛干嘛，对我甚至比以前更好了。
我不知道他是心虚，还是真的不在意。
但有一点我很确定：这个男人，绝对有秘密。
03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三年过去了。
2002年的冬天特别冷，矿区死了好几个人，有的是矿难，有的是冻死的。
陈志远瘦了很多，但眼睛还是很亮。
那年腊月，他忽然问我：“秀兰，你认字吗？”
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家里穷，没上过学。”
“我教你吧。”他说，“女人要有文化，将来才不会被人欺负。”
我有点意外，但还是点了头。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收工后，他就教我认字。
没有课本，他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纸，他就把捡来的烟盒纸翻过来，一个字一个字教我。
他写字很好看，一笔一划都很工整。
我学得很慢，一个字要写十几遍才能记住。
他从不着急，错了就擦掉重来，从不骂我笨。
那是我这辈子最安心的日子。
白天干活，晚上认字，旁边坐着一个沉默温暖的男人。
虽然我们从来没说过什么肉麻的话，但我知道，我对他的感情已经变了。
不再是搭伙，不再是将就，而是真真切切地动了心。
可有些事情，来得总是那么猝不及防。
那年开春，矿上发了一批新被褥，要各帐篷自己去领。
陈志远正好在算账，我就去帮他领。
回来的时候，我顺手把被褥放到他的地铺上，手碰到了枕头底下硬硬的东西。
我心里一动，掀开枕头——是一个黑色的布包。
我知道不该看的，但手不听使唤。
打开布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块手表，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
两个人都在笑，笑得很幸福。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
他有老婆？有孩子？
我拿着那张照片，手在发抖。
这三年，他对我那么好，教我认字，帮我打水，冬天把自己的棉袄给我披上……
原来都是假的？
原来他家里有老婆孩子，却跑出来跟我“搭伙”？
我盯着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心里像被人捅了一刀。
帐篷帘子被掀开，陈志远走了进来。
他看到我手里的照片，脸色一下子白了。
“秀兰，我能解释……”
“不用解释。”我把照片扔给他，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害怕，“你有老婆孩子，为什么不早说？”
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三年了。”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三年了，你骗了我三年。”
“秀兰……”
“你走吧。”我转过身，不看他，“我不想跟你搭伙了。”
帐篷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见我们俩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我听到他的声音，很轻，很低：“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回头，眼泪已经流了满脸。
那天晚上，他没睡在帐篷里。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那张照片不见了，连那个黑色布包都不见了。
他还是照常去账房，照常干活，只是再也没提过那张照片的事。
我也没问。
但我心里像扎了根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他对我更好了——饭菜做好了端到我面前，水缸永远是满的，我咳嗽了第二天就有镇上带回来的止咳药。
可我再也没办法像从前那样看他了。
每次他靠近，我脑子里就会浮现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和孩子。
他到底是谁？那个女人是谁？那个孩子又是谁？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矿区？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这些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上，让我喘不过气。
04
2005年，矿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听说上面的老板开的是黑煤窑，手续不全，随时可能被国家查封。
工人们人心惶惶，有的已经开始偷偷收拾行李准备走了。
陈志远也变了。
他开始频繁地半夜出去，回来的时候脸色很差，有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摇摇头说“没事”。
我知道他有心事，但他不说，我也问不出来。
六月的一天，几辆闪着灯的执法车突然开进了矿区。
马工头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脸色铁青地宣布矿区被查封了。
“黑煤窑，违法开采，上面来人了，全都散了！”
消息传开，矿区一片混乱，有人骂街，有人抢着收拾东西，有人在帐篷里抱头痛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陈志远坐在地铺上，也没睡。
“秀兰。”他忽然开口。
“嗯？”
“矿区查封了，你打算去哪？”
我想了想，低声说：“回老家吧，我爹还在，走不了太远。你呢？”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转过身看他，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陈志远。”我叫他的名字。
“嗯？”
“这六年……谢谢你。”
他没说话，但我看见他抬手擦了擦眼睛。
我又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来这里？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和孩子，到底是谁？”
帐篷里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嘈杂人声。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很轻：“秀兰，有些事情，我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为什么？”
“说出来，会害了你。”
我愣住了，追问道：“什么意思？”
他没再回答，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那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
睁开眼，看见陈志远正在收拾行李，动作很轻，但很迅速。
我心里咯噔一下，猛地坐起来：“你要走？”
他回过头，我看见他的眼眶通红，里面布满血丝。
“秀兰，对不起。”
“你去哪？”我掀开被子下床，光脚站在冰凉的地上，“你带我一起走。”
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的声音开始发颤，“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你要回去找她？”
“不是。”他的声音很低，却带着一种决绝，“秀兰，听我说，这六年我……”
“我不听！”我打断他，眼泪已经流下来，“你要走可以，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愧疚和不舍，还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但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东西，塞到我手里。
我低头一看——是一块灰扑扑的石头，巴掌大小，看起来毫不起眼。
“这是什么？”
“留着。”他说，握了握我的手，“好好收着，将来……会有用的。”
“什么意思？”
他没回答，松开了手。
他背起那个不大的行李包，看了我最后一眼，那眼神仿佛要把我刻进心里。
然后他转身掀开帐篷帘子，走进还未散尽的夜色里。
“陈志远！”我喊他，声音在安静的凌晨格外清晰。
他没回头，一次都没有。
我光着脚追出去，在凌晨的冷风中拼命喊他的名字，声音都劈了。
但他头也不回，走得很快，很决绝。
我追到矿区外面的土路上，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山坳的拐角后面。
我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块冰凉的石头，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怎么也止不住。
六年，整整六年。
我以为我们会一起离开，以为他会带我走，以为这六年的朝夕相处怎么也能换来一句真心话。
可他就这么走了。
什么都没解释，什么都没承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给我留下。
只有这块灰扑扑的破石头。
我在矿区外站了两个小时，直到太阳升起来，才拖着发麻的双腿往回走。
当天下午，我领了最后一点工钱，买了回河南的车票。
那块石头，我没扔。
我把它仔细包在衣服最里层，带回了老家。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可能是还存着一丝幻想——万一，他哪天回来找我呢？
可一年过去了，他没来。
三年过去了，他没来。
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来。
我爹死了，奶奶也死了，我一个人守着老房子，后来实在过不下去，就跟着老乡来北京打工。
洗过碗，扫过街，在医院当过护工，在工地上做过饭。
05
2017年，我四十六岁，在一家写字楼当保洁员。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下班，一个月四千块钱。
累是累，但我已经习惯了。
那块石头，还在老家的柜子里放着，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
这些年我每次回老家都会把它拿出来看看，也想过要扔，但每次都下不了手。
我早就不指望他回来了。
但我就是扔不掉，仿佛那是我与那六年之间唯一的联系。
2017年11月的一个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推着清洁车进电梯。
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一只手伸进来挡住了。
我下意识抬头——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深灰色的西装剪裁得体，皮鞋锃亮，手腕上的表在灯光下泛着精致的光泽。
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的女秘书，正低头快速翻看着文件。
我本能地往角落里缩了缩，低下头，给人家让出足够的空间。
就在这时，那个男人转过头来，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我——
我整个人僵住了，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那张脸。
那双眼睛。
眉毛很浓，眼睛很深，眼角有了细纹，鬓角也白了，可那五官、那神态，分明就是——
“陈……陈志远？”我的声音在发抖，轻得几乎听不见。
他也愣住了，手里的文件夹“啪”地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盯着我，眼神复杂得像一团被突然搅乱的线，震惊、难以置信、愧疚、还有某种我读不懂的深沉情绪交织在一起。
旁边的女秘书弯腰捡起文件，恭敬地递给他说道：“陈总，您的文件。”
然后她转向我，礼貌而疏离地介绍道：“周阿姨，这是我们陈氏集团的董事长，陈志远先生。”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击中，一片空白。
董事长？
陈氏集团？
当年那个在矿区和我搭伙过日子、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的落魄男人，成了身家百亿的集团掌门人？
电梯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见机器运行的轻微嗡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