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武则天，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大概是一个威严到让人不敢直视的老太太，坐在龙椅上，底下跪着一群战战兢兢的大臣。也有人说她心狠手辣，为了往上爬连自己女儿都能牺牲。这些说法不能说全错，但把一个人简化成几个标签，总归有点不公平。

其实武则天这辈子，走得最艰难的那段路，不是当皇帝之后，而是当皇帝之前。特别是从皇后到“天后”那二十年，她表面上风光无限，跟高宗并称“二圣”，实际上每一天都在走钢丝。朝堂上那帮宰相，哪个不是人精？哪个真心服她一个“牝鸡司晨”的女人？

她太清楚了，自己手里没有兵，朝里没有根基，娘家那群不成器的侄子根本指望不上。要想在这男人的世界里站稳脚跟，手里必须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力量。

可这力量从哪来呢？

不能是武将，太扎眼，高宗会睡不着觉。也不能是那些门阀世家出身的大族子弟，人家骨子里就看不起她。那就只能另辟蹊径——找一群有才华、没背景、渴望往上爬的文人，把他们藏在自己身边，表面上让他们写书，暗地里让他们参政。

这就是“北门学士”的由来。

听起来挺简单，不就是养几个笔杆子吗？可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就太小看武则天了。这一招，是她这辈子最漂亮的一步棋，没有之一。

公元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这一年大唐发生了很多大事。

泰山封禅，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连太宗皇帝都没干成的事，高宗办到了。武则天作为皇后，史无前例地参加了这场盛典，还充当了“亚献”——这在儒家礼法里简直是石破天惊。一个女人，在天地祖宗面前，跟在皇帝屁股后头献祭，这事儿搁以前谁敢想？

可就在这普天同庆的热闹背后，有一个人心里一点也不轻松，就是武则天本人。

封禅那排场越大，她越清楚一件事：这些荣耀都是虚的，是皇帝给的，随时能收回去。她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攥在手里。

这一年，她已经四十二岁了。从十四岁入宫当才人，到如今母仪天下，这条路她走了整整二十八年。二十八年的宫斗生涯教会她一个道理：在这皇宫里，靠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

高宗的病越来越重，风疾发作的时候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奏折根本批不了。朝政大事一件件堆过来，总得有人处理。她插手政务，说是替皇上分忧，可那些宰相们嘴上不说，心里怎么想的她一清二楚。

当年帮她扳倒王皇后、萧淑妃的那帮老臣，许敬宗老得快走不动了，李勣虽然还撑着，可谁知道哪天就没了。她必须培植新人，而且是绝对忠于自己的人。

可这事儿不能明着来。你要是大张旗鼓地招揽人才，宰相们第一个不答应，高宗心里也会犯嘀咕。所以她得想个办法，既能网罗人才，又不让人觉得她在结党营私。

这个办法就是——“修书”。

多好的借口啊。皇帝身体不好，皇后想替皇上整理点文献，编几本书，这有什么问题？哪个大臣敢说半个不字？再说了，历朝历代都有修书的传统，太宗皇帝当年不也搞了个弘文馆吗？这事儿挑不出毛病。

于是，武则天开始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人选。她挑人的标准很明确：第一，要有真才实学，文章写得好；第二，出身要低，最好是庶族，这样容易控制；第三，要有野心，不甘心一辈子当个七品小官。

被选中的人里头，有几个后来特别出名：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

这批人被特许从玄武门出入皇宫。玄武门在皇宫北面，所以当时的人都叫他们“北门学士”。

这名字听着挺威风，实际上最初是带着点轻蔑的。你想啊，唐朝的官衙都在南边，正经八百的大臣走的是南门。这帮人从北门偷偷摸摸地进出，跟做贼似的，算什么正经官员？说白了，就是皇后的私人秘书，见不得光的那种。

可就是这帮被人瞧不起的“私人秘书”，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硬生生地撬动了整个大唐的权力格局。

北门学士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确实就是修书。

而且修的不是一般的书。

武则天让他们编了一堆东西：《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少阳正范》《孝子传》……前前后后加起来，据说有一千多卷。

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署武则天一个人的名字。

这是什么操作？

说白了，就是给自己刷声望。在古代，出书这事儿可不像现在这么随便。一个人要是能写出几本流传后世的书，那就是大学问家，是圣贤。武则天虽然聪明，可她毕竟是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深入人心。她要让天下人知道，武皇后不但会理政，还饱读诗书，是真正的才女。

《臣轨》这本书特别有意思。表面上是教大臣怎么做官的，实际上通篇都在讲一件事：要忠君。可这个“君”是谁呢？书里写得很模糊，既可以理解为皇帝，也可以理解为皇后。等你品出那个味道来，就会发现，这本书真正想说的是：你们要忠于我武媚娘。

《少阳正范》就更直接了。少阳指的是太子住的东宫，这本书是专门写给太子李贤看的。里面讲的都是怎么当个好太子，怎么孝顺父母。听起来没问题对吧？可你仔细琢磨，这本书其实是武则天用来敲打儿子的——你给我老实点，别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

李贤收到这本书的时候，据说吓得浑身发抖。他知道，这不是什么礼物，这是警告。

北门学士们干的活儿，可不只是闷头写书。他们真正的价值，在于那些不记在史书上的事情。

高宗每次批奏折的时候，总有一些拿不准的事情，不知道该不该批，怎么批。这时候武则天就会把奏折拿过来，让北门学士们先看，写个意见，她再参考着跟高宗说。

这帮人虽然官位不高，可他们手里的权力一点都不小。朝廷里的大小事务，从地方官的任命到边疆的军务，从税收的调整到灾荒的赈济，没有他们不能插嘴的。

更重要的是，武则天让他们参与起草诏敕。这活儿本来是中书省的职责，由中书舍人负责。可现在，皇后身边这帮人也在写诏书，而且写完之后直接从北门递进去，根本不经中书省和门下省。那些宰相们连看都看不到，就被盖上了皇帝的玉玺。

你说这帮人气不气？

可气又有什么用？人家走的是“内部通道”，你连门都摸不着。

这就是武则天的高明之处。她不跟你硬碰硬，不跟你在朝堂上吵架，而是绕开你，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把事儿给办了。等你反应过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南衙的那些宰相们，看着这帮从北门进进出出的文人，心里又恨又无奈。他们给这帮人起了个外号叫“北门学士”，带着浓浓的嘲讽意味——你们不过是皇后豢养的几条狗罢了。

可嘲讽归嘲讽，权力的天平确实在一点点倾斜。

能被武则天选中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刘祎之，常州人，从小就以文章写得好出名。他年少时就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并称“刘孟高郭”，在文人圈子里名声不小。他这个人脑子特别灵光，写东西又快又好，而且为人谨慎，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多说。

上元年间，刘祎之被召入禁中，成为北门学士的核心成员。他在武则天身边干了将近二十年，深得信任。后来高宗驾崩，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出了大力，被提拔为宰相。

可就是这么一个心腹，最后却死在了武则天手里。这事儿咱们后面再说。

元万顷，这个人更有意思。他是河南人，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可性子大大咧咧的，不太拘小节。他原本在岭南当官，被武则天从那么远的地方召回京城，可见武则天有多看重他。

元万顷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嘴上没把门的。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得罪了人，结果被贬了官。武则天虽然生气，可最后还是把他保了下来，因为这个人确实有才，离不开。

范履冰，怀州河内人，是北门学士里资历最老的之一。他从周王府户曹的位置上被召入禁中，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亲眼见证了武则天从皇后到太后的全过程。后来他也当了宰相，可结局也不太好，载初元年因为举荐过“逆臣”被杀。

苗神客，沧州东光人，乾封元年的进士，跟北门学士这个组织几乎是同一年诞生的。他这个人学问特别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还写过不少碑文墓志，像薛仁贵的碑就是他写的。

周思茂，贝州人，跟他弟弟周思钧在当时都很有名。他在北门学士里头，跟范履冰一样，最受武则天器重，朝政大事经常找他们商量。可垂拱四年，他下了大狱，死在了里头。

胡楚宾，宣州人，这人最特别。他写文章有个习惯——得先喝酒，喝到半醉半醒的时候，提笔就写，一挥而就。高宗每次让他写东西，都先拿金银杯子盛满了酒给他喝，写完以后连杯子都赏给他。这个人嘴巴特别严，喝醉了有人套他的话，他就东拉西扯说别的，打死不说宫里的事。所以后来北门学士那帮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你看看这帮人，各有各的本事，各有各的毛病。可武则天不在乎他们有什么毛病，只要你有才，对她忠心，她就用你。

这跟唐太宗当年用人的思路如出一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自称“天皇”，武则天改称“天后”。这可不光是改个称呼那么简单，这是武则天权力路上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就在这一年，武则天通过北门学士们，拿出了一份东西——《建言十二事》。

这十二条建议，每一条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既有政治眼光，又有现实考量。

第一条，劝农桑，薄赋徭。这说的是老百姓的事。自古以来，谁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谁就能得民心。武则天很清楚这个道理。

第二条，给复三辅地。这是给京城周边的人减税，拉拢京畿地区的民心。

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这话说得漂亮，实际上是在告诉那些武将们：别整天想着打仗，和平发展才是正道。当然，更深层的意思是在削弱军方势力，毕竟武将们对女人当政的意见最大。

第四条，南北中尚禁浮巧。这是打击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古人讲究“礼不下庶人”，可武则天偏偏要管到皇家作坊的头上去。

第五条，省功费力役。又是给老百姓减负的。

第六条，广言路。第七条，杜谗口。这两条放一块看特别有意思——广开言路是让大家都说话，杜绝谗言是不让别人说她的坏话。一开一合之间，全是政治智慧。

第八条，王公以降学习《老子》。这一条看着奇怪，其实大有深意。唐朝皇帝姓李，自称老子后代，所以道教地位很高。武则天让大家都学《老子》，表面上是在尊重传统，实际上是在告诉李唐宗室：我也尊重你们的老祖宗，你们别找我的麻烦。

第九条，父在为母服丧三年。这一条最关键。

按照古代的礼制，父亲在世的时候，母亲去世只能服丧一年。可武则天要把这个改成三年。表面上看是提升妇女地位，实际上是在下一盘大棋——既然母亲的地位可以跟父亲平起平坐，那皇后的地位为什么不能跟皇帝平起平坐？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当天子？

这一条建议，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可武则天不管，直接让高宗下诏实行。

第十条到第十二条，讲的是给官员们涨工资、解决升迁问题。这是在拉拢官僚阶层。

十二条建议，面面俱到，既有理想又有实惠。北门学士们替她写出来之后，高宗看了直点头，下诏推行。

这份东西，与其说是治国方略，不如说是武则天的施政纲领。她要让天下人看到，她武媚娘不只是一个能写诗、会打扮的皇后，她还有治国理政的才能。这份才能，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

而且，这十二条建议里藏着的一个信息，被很多人忽略了——她在为自己争取“天后”这个称号的合法性。

上元元年，她和高宗同时改了称号，可这背后有一个问题：天皇是天，天后是什么？是地？还是天的附庸？通过《建言十二事》，武则天要证明的是，天后不是附庸，天后可以做天皇做不了的事。

这就是政治家的手腕——不跟你争名分，而是用实际成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武则天遇到了她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高宗的病越来越重，风疾发作的时候眼睛看不见，头昏得连床都下不了。他看着堆成山的奏折，再看看身边这个精明能干的皇后，心里有了一个想法：让武则天摄政。

摄政和参政不一样。参政是帮着处理事情，但最终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摄政就不一样了，那意味着在皇帝不能视事的时候，由她全权代理，所有政令都由她发，跟皇帝亲自处理没什么两样。

高宗把这个想法跟宰相们一说，炸了锅了。

中书令郝处俊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老头儿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天子与皇后，就像太阳和月亮，各有各的位置。陛下要是把太阳的位置让给月亮，天下不就乱了吗？再说了，当年魏文帝曹丕死的时候，太子还小，他都不让皇后临朝听政，这是前车之鉴啊！天下是高祖和太宗的天下，陛下应该把江山传给子孙，怎么能交给外人呢？”

郝处俊这话说得够狠，话里话外都在说一件事：武则天是外人。

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跟着帮腔，把郝处俊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高宗这个人，本来就没什么主见，被这帮老臣一嚷嚷，又缩回去了。摄政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

武则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大概没什么变化。可她的心里，一定在翻江倒海。

她不服。

凭什么？就因为她是个女人？就因为她不姓李？

这二十年，她为这个国家操了多少心，处理了多少事情，这帮人眼睛都瞎了吗？高宗发病的时候，是谁在撑着这个朝堂？是那些只会引经据典的宰相吗？不是，是她，是武则天。

可她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在这帮人眼里，她永远都是“外人”。

这笔账，她记下了。

十年之后，垂拱年间，武则天已经大权在握。她没有忘记当年坏了她好事的郝处俊和李义琰。

郝处俊已经死了，可他的家人还在。武则天找了个由头，把郝处俊的孙子郝象贤杀了，还把人家的祖坟刨了，棺材砸烂，尸体烧成灰。

李义琰也好不到哪去。武则天让他出来当官，他心里有鬼，不敢接，最后在家郁郁而终。

这一连串的报复，看着血腥，可你想想武则天当年受的委屈，也就不难理解了。她等了十年，才把这口气出了。

武则天和太子李贤之间的矛盾，也是北门学士们深度参与的一件大事。

李贤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章怀太子。这个人很有才华，据说还注释过《后汉书》，是个有学问的人。可他跟他妈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太好。

原因说起来也简单——李贤是唐高宗的太子，将来要当皇帝的人，可武则天这个当妈的，压根儿就没打算把权力交出去。

上元二年，高宗让李贤监国，意思很明确：朕身体不好，让太子先学着处理政务。可武则天心里不舒服了——你让儿子监国，那我算什么？

从那以后，母子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武则天有个宠臣叫明崇俨，这个人会点法术，在宫里挺得宠。有一次，明崇俨跟武则天说：“太子看起来不太行，倒是英王（李显）长得像太宗，相王（李旦）看着最有福气。”

这话传到了李贤耳朵里，李贤恨得牙痒痒——一个装神弄鬼的人，也敢在背后议论本太子？

没过多久，明崇俨被人杀了。凶手是谁，一直没查出来。可武则天一口咬定，是李贤干的。

她让北门学士们写了一本书，叫《少阳正范》，专门讲怎么当个好太子。名义上是教导，实际上是警告。可李贤根本不买账，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调露二年，武则天终于动手了。她让人在李贤的东宫里搜出了几百副铠甲，说太子要造反。李贤被废为庶人，流放到巴州。

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史学界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铠甲，很可能就是武则天让人放进去的。

你想想，东宫那么大地方，几百副铠甲要藏起来，得藏得多隐蔽才能不被人发现？再说了，李贤要是真想造反，几百副铠甲够干什么的？这不是造反，这是找死。

可不管真假，李贤就这么被废了。后来武则天当皇帝以后，还派人去巴州“看望”李贤。说是看望，实际上是逼他自尽。

李贤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

这个悲剧，跟北门学士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这两本书，就是北门学士们奉武则天之命写的，目的是在舆论上给李贤施加压力。另外，搜查东宫、制造舆论这些事情背后，也少不了这帮人的参与。

武则天用北门学士这把刀，砍向了自己的儿子。

这大概就是权力最残酷的地方——它能让一个母亲，亲手毁掉自己的孩子。

高宗驾崩以后，武则天先是以太后的身份辅佐中宗李显。可李显这个人太不争气，才当了两个月皇帝，就因为想提拔岳父得罪了武则天，被废为庐陵王。

接替他的是睿宗李旦，可李旦也是个傀儡。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所有政令都由她出，李旦连说话的份都没有。

这时候，北门学士们的作用达到了顶峰。

武则天一个人忙不过来那么多事情，诏敕、奏折、军国大事，全都需要有人帮她处理。北门学士们成了她最得力的助手，刘祎之当上了宰相，范履冰也当了宰相，其他人也都升到了三四品的高官。

他们从玄武门进进出出，手里拿着的是天下最核心的权力。南衙的宰相们看着他们，又恨又怕，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帮人帮武则天处理了多少事情？没人知道。史书上只留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记载，可真正的秘密，大概都带进了坟墓里。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加紧了改朝换代的步伐。她让人造了一座“万象神宫”，又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一切都在为登基做准备。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些曾经帮她出过大力的人，一个个开始出问题了。

刘祎之的死，是整个北门学士命运的转折点。

这人本来是武则天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从乾封年间被召入禁中，到垂拱年间当上宰相，他在武则天身边干了将近二十年。军国大事，诏敕文书，多出于他手。武则天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无人能比。

可人一旦爬到高位，想法就会变。

刘祎之不只是武则天的心腹，他还是睿宗李旦的老师。当初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是全力支持的，因为他觉得李旦比李显强，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可他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把李旦扶上皇位之后，根本没打算把权力交出去。李旦被幽禁在深宫里，连自由都没有，更别说处理朝政了。

刘祎之心里开始不舒服了。

他觉得，太后既然已经把昏君废了，立了明君，就应该把权力还给皇帝，这样才对得起天下人。可他不敢说，因为他知道武则天的脾气。

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心腹贾大隐聊天，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太后既然已经废昏立明，为什么还要临朝称制？不如把权力还给皇帝，让天下人安心。”

这话说得在理，可贾大隐不这么想。当时告密成风，靠出卖上司换富贵的人比比皆是。贾大隐觉得这是个机会，转头就把刘祎之的话密报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听到这个话，沉默了很久。

她大概在想，刘祎之啊刘祎之，你跟了我二十年，我提拔你当宰相，给你荣华富贵，你现在却要我把权力交出去？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

她叹了口气，跟身边的人说：“祎之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却有了二心，难道就不念及我这些年对他的恩情吗？”

可叹归叹，该杀还得杀。

武则天让人去抓刘祎之。来的人是王本立，一个地方官。唐代的京官向来瞧不起地方官，刘祎之看到王本立来抓自己，心里那股傲气就上来了。

王本立宣读太后的敕令，刘祎之冷冷地看着他，说了一句：“你宣读的是什么敕令？直接从宫里拿出来的吧？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也能叫敕令？”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这份诏书不合规矩，是违法的。

唐制确实是这样，敕令要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才能正式生效。可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根本不管这一套，经常用墨敕直接发命令。刘祎之对此早有不满，今天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这话传到武则天耳朵里，武则天彻底怒了。

她可以容忍刘祎之对权力分配有不同看法，但不能容忍他质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一个宰相，公开说太后的敕令不合法，这不是找死吗？

刘祎之被赐死。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朝野震动。那些曾经跟他一起出入北门的同僚们，一个个心惊胆战——刘祎之都保不住命，他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果然，接下来这几年，北门学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

周思茂，垂拱四年下狱死。

元万顷，永昌元年被酷吏陷害，流放岭南，死在了路上。

范履冰，载初元年因为“举荐逆臣”被杀。

苗神客，大概也在那几年死于非命。

只有胡楚宾，因为嘴巴严、不惹事，最后活了下来。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这时候，当年那些从玄武门进进出出的“北门学士”们，已经一个都不剩了。

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会问：这帮北门学士，到底有多重要？不就是一群写文章的吗？至于把他们的作用说得这么玄乎？

从乾封元年开始，到天授元年结束，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北门学士们干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帮武则天刷声望。那些署着武则天名字的书，什么《臣轨》《列女传》《百僚新诫》，让天下人看到了一个博学多才的武皇后。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一个皇后能写出这么多书，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声望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关键时刻能救命。

第二件，分宰相的权。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核心是宰相负责制。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环环相扣，谁也绕不开谁。可武则天通过北门学士，在体制外另搞了一套——宰相们看不到的奏折，北门学士们先看；宰相们写不了的诏书，北门学士们来写。等宰相们反应过来，权力已经被分走了一大块。

第三件，帮武则天制定政策。《建言十二事》是北门学士们写的，可里面的内容，肯定是武则天的意思。这份东西帮她赢得了民心，拉拢了官僚，也为她后来称帝铺平了道路。

第四件，打击政敌。不管是太子李贤，还是那些反对她的宰相，北门学士们都在背后出了力。写书敲打、制造舆论、起草诏书，这些活儿都是他们在干。

第五件，帮武则天处理日常政务。高宗病重那段时间，朝政大事几乎都是武则天在处理。可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北门学士们就帮她分担——看奏折、写意见、拟诏书，把武则天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她有精力去谋划更大的事情。

可以说，没有北门学士，武则天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后，顶多是个比较能干的皇后。有了北门学士，她才有了跟宰相们叫板的资本，才有了走向权力巅峰的阶梯。

这帮人就是她的“私人工厂”——生产的是知识、是策略、是权力。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现在的人提起武则天，总是把她当成一个符号——女皇帝、心狠手辣、传奇人物。可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落的时候。

上元三年那次摄政被拒，她心里一定很难过。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刘祎之背叛，她一定很伤心。逼死自己的儿子李贤，她一定也很痛苦。

可这些难过、伤心、痛苦，她都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那个位置上，一旦流露出软弱，就会被别人吃掉。

北门学士们也是一样。他们从一帮七品小官，被武则天一手提拔到三四品的高位，甚至当上宰相，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他们感激武则天，也忠心耿耿地为她效力。可到最后，大部分人还是没能善终。

这能怪谁呢？怪武则天太狠心？可政治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刘祎之说出了“返政于皇帝”的话，在武则天看来就是背叛，背叛就得死。怪这帮人自己看不清形势？可权力的诱惑，又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住？

说来说去，都是命。

北门学士的故事，在正史里只有寥寥几笔。《旧唐书》里提了几句，《新唐书》里多了一点，可也就这么多了。那些鲜活的细节、复杂的情感、激烈的冲突，都被压缩成了干巴巴的文字。

可你要是把这些文字展开来看，里面藏着的，是一个女人和一群男人的故事——她需要他们，他们需要她；她成就了他们，他们也被她埋葬。

玄武门还是那个玄武门，北门学士们的身影早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可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那些政策、那些改变，却真真切切地影响了大唐的命运。

没有北门学士，就没有“建言十二事”。没有“建言十二事”，武则天能不能从皇后变成天后，都不好说。没有天后这个台阶，她能不能最终称帝，就更难讲了。

从这个角度说，北门学士们帮武则天打下的那些仗，赢得的那些胜利，最后都汇成了一句话——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就是这样炼成的。

只是不知道，当年那些从北门进进出出的文人，在临死的那一刻，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这一辈子，到底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是成为了别人权力棋盘上的棋子？

这个问题，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答案。

可他们的答案，已经随着那场大风，消失在了长安城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