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一男子在酒吧喝酒，发现走秀女子非常漂亮，就花了5000元购买了花篮送给女子。女子便与男子去酒店开房。可事发七日后，警方却以转账记录为由，将男子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0元的罚款。从拘留所出来后，男子不服，一纸诉状，将公安机关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并且申请国家赔偿。最后，法院是这样判决的。
（案例来源：福建莆田中院）
刘大勇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去派出所接受调查。
随后刘大勇来到了派出所，民警拿出了转账记录，要求刘大勇解释。
拿过转账记录一看，刘大勇发现，是7天前他转账给酒吧的5000元。
刘大勇不当一回事，对民警说，这是我给酒吧购买花篮的转账记录。
可民警却对刘大勇说，你还是老实交代，我们已经掌握了酒吧的违法证据，这5000元就是嫖资。
刘大勇一听民警说5000元是嫖资，刘大勇懵了，连忙否认。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事要从7天前说起。
七天前，刘大勇和朋友来到了酒吧喝酒，酒吧正在举办走秀活动，刘大勇发现酒吧走秀台有一名女子很漂亮。
刘大勇想要认识这名女子，便询问酒吧服务员，服务员说，只要顾客送200~5000元不等的花篮，女子就可以陪喝酒。
刘大勇大喜，立刻转了5000元给酒吧，购买了花篮，送给了女子。这名女子如约陪同刘大勇喝酒。
酒过三巡，这名女子喝醉了，这名女子陪同刘大勇去酒店开房。
可是7天后，酒吧被人举报，公安机关对酒吧进行查处，发现了酒吧存在不正当的违法活动。
而后办案民警根据酒吧的转账记录，找到了刘大勇，所以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尽管刘大勇不承认他与女子两人有违法的活动，但民警依然认定刘大勇构成嫖娼，对刘大勇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从拘留所出来后的刘大勇非常不服，一纸诉状，起诉公安机关，要求法院撤销公安机关的处罚。
行政诉讼又称“民告官”，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由作出行政处罚的公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1、为此，公安机关提供了以下的证据：
第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3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公安机关说，女子名叫余莉莉，虽然刘大勇和余莉莉在公安机关做笔录，不承认双方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是无辜的。
通过查看酒店和酒吧的监控发现，刘大勇和余莉莉共同走进了酒店的房间，所以可以证明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
公安机关还提供了酒吧老板的证词。酒吧老板说，送花篮子是幌子，其实就是不正当的交易，而且当晚自己就将5000元的提成转给了余莉莉。
正是由于余莉莉拿到了酒吧的提成，所以才心甘情愿的陪同刘大勇去酒店开房，所以可以认定他们两人有不正当的金钱交易。
况且余莉莉与刘大勇两人的口供不一致。刘大勇说，他们是因为相互爱慕才去酒店开房的，可余莉莉却不承认去过酒店。如果没有鬼，为何不敢承认呢？
第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刘大勇有违法的事实，所以公安机关对其处以10日拘留，并处5000元的罚款，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2、刘大勇是这样辩驳的：
行政处罚法第5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刘大勇说，公安机关的处罚不公正，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目的就是为了罚自己5000元的罚款。
刘大勇说，他和余莉莉没有被当场抓获，余莉莉之所以陪同自己来酒店，是因为自己喝醉了，余莉莉好心将自己送到酒店。
至于5000元的转账记录是自己购买酒吧花篮的支出，不是非法活动的金钱交易。
公安机关以自己与酒吧所谓的5000元转账记录，就认定自己违法了，是不公正的，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的。
3、法院最后是这样判决的：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刘大勇与余莉莉是否发生关系，不清楚，只清楚他们共同去了酒店，也许他们是去谈心或者做其他事。
刘大勇与余莉莉没有金钱交易。
所以，仅仅只凭刘大勇与酒吧的5000元转账记录，不能认定刘大勇与余莉莉从事了违法活动，所以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不合法。
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公安机关不服，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原判。
公关机关须退还5000元给刘大勇，同时刘大勇又申请了国家赔偿，毕竟他被平白无故拘留了10天。
刘大勇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己合法权益，公安机关也太草率了，仅凭转账记录就拘留刘大勇。（文中姓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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