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长征吃了大亏，也知道有个叫李德的德国人在红军里指手画脚。可很少有人追问一句，这个把中央苏区几乎断送掉、让八万红军在湘江边上折损大半的洋顾问，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他一个外国人，凭什么能把亲手带出红军、打了无数胜仗的毛泽东挤到一边，拿到最高军事指挥权。说穿了，这里头有一个近乎荒诞的误会，加上一场里应外合的权力嫁接。
李德的真实身份。他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 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德国共产党员，在德国搞过地下斗争和街垒巷战，后来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请注意，他在德国街头的经验，是城市工人暴动、是垒街垒打巷战；伏龙芝学院的几年里，他学的主要也是阵地战、正规战那一套。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里，指挥过敌强我弱条件下的大规模游击战争和运动战。这是后话。
他 1932 年到中国来，究竟是来干什么的。李德最初受苏军总参情报部门派遣到上海，任务是为佐尔格小组转送经费、营救被捕的牛兰，本职是情报交通员，并非共产国际正式任命的军事总顾问。但博古进入苏区后，对外把他当成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那时候共产国际本来确实打算往中国苏区派一位正式的军事总顾问，人选是曼弗雷德・施特恩，一位有身份的将军，可这位将军一直没能到任。位子空着，布劳恩人却在上海。
这个空当，被一个年轻人抓住了。他叫博古，原名秦邦宪，1931 年在上海接手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这么年轻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他自己心里清楚，资历压不住阵，尤其是在军事上，他基本是个外行。而瑞金那一头，有一个人，凭着几次反围剿的战绩和在红军中的威望，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毛泽东。博古和他背后的一批留苏同学，信的是莫斯科那一套正规战、进攻路线，从根子上看不上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把那一套讥笑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可他们自己又不懂打仗，怎么办，就需要借一块洋招牌，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来压住本土的声音。
于是，一个本来送经费的交通员，被当成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
1933 年 9 月，李德带着这层身份，辗转进入中央苏区，到了瑞金沙洲坝。为了安排他，专门给他盖了一座独立的房子，当地老百姓管它叫独立房子，给他配了翻译，伍修权、王智涛都给他做过翻译。博古在欢迎的场合，把他捧成了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一个需要权威的年轻负责人，遇上一个被错误安放了头衔的外国军人，两个人一拍即合。博古需要李德的洋身份来立威，李德需要博古的政治撑腰来掌军，两个人合在一处，就把红军的军事大权握了过去。
这里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会。据后来的考证和金一南等人的研究，李德到苏区时，随身所带的共产国际方面的指示其实很明确，他没有对中国党和红军下达命令、拍板决策的权力，只能作为一个没有表决权的顾问，提提建议。李德本人也清楚自己仅有建议权，但是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掌握了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白纸黑字，他是个顾问，不是司令员。可在瑞金的实际运作里，这个只有建议权的人，变成了说一不二的太上皇。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他，红军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常常出自这个独立房子里的德国人之手。一个本来无权拍板的人拍了板，根子不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在博古愿意把权交出去，因为交出去的是军权，换来的是借洋顾问压服不同意见的方便。
李德拿到指挥棒之后，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调集五十万大军，还请来了以德国将军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用的是堡垒主义的新打法，国民党军从四面修碉堡、筑封锁线，一寸一寸往苏区里推，想把红军困死、挤死。前四次反围剿，红军靠的是毛泽东、朱德的办法，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找敌人的薄弱环节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国民党军几次深入苏区都吃了大亏。
李德偏偏反着来。他先是搞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打到外线去，跟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硬碰硬，不许放弃一寸土地；碰了钉子之后，又搞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让装备简陋、弹药匮乏的红军也修碉堡，等着敌人靠近了冲出去拼一下。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人家有飞机大炮、有钢筋水泥的碉堡，你拿步枪和土碉堡去对耗，等于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他还拒绝了一次送上门来的机会。1933 年 11 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发动事变，公开反蒋抗日，这本来是牵制国民党东线兵力、打破围剿的绝佳时机，毛泽东等人主张配合，李德、博古却抱着关门主义的教条，不肯支援，眼睁睁看着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红军重新陷入重围。
代价是一场一场的硬仗堆出来的。最典型的是 1934 年 4 月的广昌战役。为了守住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硬要红军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打了十八天。这一仗，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占到参战兵力的大约五分之一，其中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就牺牲了两千七百多人，广昌还是在 4 月底失守。打完仗，彭德怀当面找到李德，压不住火，说了那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崽卖爷田心不痛。他痛陈这种打法要把红军老本赔光，说三军团一万二千人，照这样打下去将全部毁灭。说到激动处，彭德怀把行李都带来了，说你撤职、公审、杀头，我都准备好了。李德听了大怒，可彭德怀讲的是前线用命换来的实话。
那时候的最高决策核心是一个三人团，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落实。朱德是红军总司令，毛泽东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伯承是总参谋长，可在军事决策上，他们被排斥在外。毛泽东提的意见常常被顶回来，刘伯承也因为批评李德的打法被撤掉总参谋长，降到五军团当参谋长。一个把队伍从井冈山带到中央苏区、最懂中国战场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打法被全盘推翻，却使不上力。这不是李德一个外国人有多大本事能排挤他，而是博古这一整套左倾教条的政治路线，借李德这个洋载体，把不同意见整个压了下去。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苏区，开始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就是撤退，李德也要摆正规战、搬家式的大架子，兵工厂的机器、印刷厂的设备、坛坛罐罐，什么都舍不得丢，连尿盆之类的杂物都带上了，几千副挑子压在队伍中间，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刘伯承后来讥讽这是抬轿子行军，前面的部队像轿夫一样开路，后面笨重的中央纵队坐在轿子里。果然，国民党的封锁线一道道横在前面。1934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湘江战役打响，红军为了掩护这个笨重的纵队过江，在湘江东岸浴血阻击了五天五夜。等队伍拼死渡过湘江，八万六千人只剩下三万多。江面上漂满了尸体和文件，当地百姓后来讲，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到这一步，博古自己也近乎崩溃，拿着手枪乱比划；李德则一味把责任推给前线执行不力。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是，1934 年 10 月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的电讯联络一度中断。换句话说，李德头上那顶共产国际顾问的尚方宝剑，和莫斯科之间的电报线断了，他再也没法拿远方的指示来吓人。随着仗越打越糟，红军将领的不满积累到了顶点，毛泽东一路做工作，争取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1934 年 12 月的通道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原定去湘西的计划、转兵敌人薄弱的贵州，被接受了，这是他的意见重新起作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