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满心期许的合作：白纸黑字的约定与暗藏的风险

李某选择与广州某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先租后买”合作，旨在通过分摊成本的方式逐步实现购车目标。而这份购车计划的起点，便伴随着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支付合同约定的40000元车辆保证金，李某并未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最终通过银行贷款才凑齐这笔款项，每月需额外偿还贷款本息。双方签订的合作文件为此提供了依据。根据《广州市汽车先租后买合同》，租赁期限自2024年10月18日至2026年4月17日。合同约定，李某需支付40000元车辆保证金，每月支付2200元租金及1000元车辆管理服务费，服务费需与租金一同缴纳，缴费日期为每月1日前。

在《汽车先租后买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租18个月后，甲方以保证金转化为购车款卖给乙方”，这意味着若按约履行，18个月后即可办理过户，过户费2000元由其承担。协议还明确，《广州市汽车先租后买合同》作为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条款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为履行合同义务，李某支付了40000元保证金。根据付款记录，其累计付款7次，金额共计21611.78元，包括2025年5月1日通过信用卡支付的3200元租金，以及2025年3月4日通过储蓄卡支付的1800元交强险保费。此外，李某也已向广州某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了5968元的安全系统监控服务费。

然而，在看似完备的合同文件中，《租车告知函》内包含“不能转借、转租”的条款，并约定违者按违约退车处理，且“任何业务人员口头承诺均无效，以签订的合同内容为准”。李某虽在文件上签字，但其事后表示，在签订时，他对这些条款的严肃性及潜在后果未给予足够关注，这为后续纠纷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二、突如其来的变故：转租风波与车辆被售的重击

就在李某按计划履行合同、临近约定的租购期满时，因个人事务需暂时离开，无法继续使用车辆。为此，他考虑将车辆转租，认为这既能维持租金支付，也符合合同目的。李某曾口头向广州某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出转租意向，但未获得公司的书面或明确许可，其后便将车辆交由他人使用。

李某认为，其转租行为并未影响租金的按时支付，也未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公司在收取费用时亦未提出异议。然而，广州某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事后认定，该转租行为违反了《租车告知函》中“不能转借、转租”的约定，构成违约。

当李某返回公司，希望协商办理车辆过户事宜时，被告知车辆已被公司出售，其与车辆不再具有关系。李某对此表示无法接受，并提出质疑，认为其从未拖欠租金或保险费，公司无权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单方处置车辆。公司则依据合同相关条款，认为其转租行为已构成违约，公司有权按约定处理。

双方就此产生争议。李某认为，其已支付的保证金、租金、保险费等款项，是基于获得车辆所有权的目的，公司的处置行为使其合同目的落空。目前，双方就转租是否构成违约、公司是否有权出售车辆以及相关款项如何处理等问题存在根本分歧，李某的购车计划也因此受阻。

三、争议焦点：合同理解与权益主张的分歧

李某与广州某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纠纷，表面是“转租是否违约”“售车是否合法”的条款争议，实则反映了双方在合同地位、信息与专业认知上存在的差异，相关争议点涉及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问题。

关于转租是否构成违约，公司主要依据《租车告知函》的禁止条款，认为其行为违约。而李某认为，其转租行为是特殊情况下的安排，并未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且其始终按时履约，在沟通中也未得到公司的明确反对。从公平原则和条款提示义务角度看，仅凭该条款认定根本违约并剥夺购车权利，存在较大争议。

公司出售车辆是本次争议的核心。根据协议，仅在消费者发生“断租、断保、迟交租金”等情形时，公司方有权收回车辆。本案中消费者全程依约缴费，未出现上述违约情况。即便其转租行为存在瑕疵，公司在未提前沟通、也未给予补救机会的情况下直接处置车辆，该行为已涉嫌违反合同约定及诚信原则。此外，双方所签多份文件内容存在不一致。公司主要依据《租车告知函》等限制条款否定消费者权利，而消费者主张以《汽车先租后买协议》中的购车约定为核心。这种对合同条款的选择性适用，未能统筹考虑合同整体，与消费者实现合同目的的根本诉求形成直接冲突。

此外，李某已支付的保证金、租金及各项费用的处置问题，公司尚未给出明确解决方案。这些费用是消费者为实现购车目的而付出的对价，在车辆已被处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相关费用的返还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遗留问题，否则将引发关于交易公平性的进一步争议。

在此次争议中，消费者在专业知识和协商能力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公司则在合同解释和执行中占据主动。这种状况使得消费者的维权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也折射出在类似消费模式中，如何有效平衡双方权益、构建更为健全的消费者保障机制，是一个亟待关注的议题。

四、权益诉求与行业反思：让消费维权不再艰难

李某的遭遇是新型消费模式下消费者困境的缩影。其要求返还车辆或退款的诉求合理，但实现过程困难重重。这起纠纷不仅为消费者带来损失，也为“先租后买”行业敲响警钟——商家常掌握合同主动权，易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则因专业认知有限而处于被动。商家应恪守诚信，公平制定并说明条款，遇争议时积极协商解决。

对消费者而言，此事是一次重要的风险提示。选择此类模式时，应仔细审阅合同条款，不明之处及时澄清，必要时寻求专业意见。履约中需严格依约行事并保存证据，遇权益受损时依法理性维权。唯有商家诚信经营、消费者理性维权、市场环境公平有序相结合，“先租后买”等模式才能真正惠及消费者，让维权之路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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