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和袁世凯，两个人都具有极为出色的才干，为什么近代中国出不了山县有朋这种能振兴国家的功勋人物，却只能出袁世凯这种私欲膨胀的野心家？问题出在哪？

山县有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大陆与列岛同时迎来了两位极具争议的政治军事人物——中国的袁世凯与日本的山县有朋。

两人均出身非顶级权贵阶层，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在乱世中崛起，主导了本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改革：山县有朋缔造了日本近代陆军体系，推动日本从幕末藩阀割据走向帝国主义强国；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最具实权的政治力量。

然而，两人的历史评价却呈现天壤之别：山县有朋被日本奉为“国之柱石”，其政策奠定了日本半个世纪的崛起基础；袁世凯则被钉在“窃国大盗”的耻辱柱上，成为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历史反面典型。

这种差异并非源于个人品行的差距这么简单，而是时代环境、制度框架、国家目标与历史机遇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山县有朋的“成功”，本质上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主义”框架对个人才干的规范与引导，所有举措都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国家核心目标。

而袁世凯的“失败”，则是中国清末民初政治失序、制度真空下，个人野心失去约束后的必然结局——他的才干未能与国家转型的历史潮流同频，反而成为破坏新秩序的工具。

本文将从历史环境、制度约束、权力逻辑、国家目标四个维度，深入剖析两人命运迥异的根源，还原才干与时代互动之下造就的历史真相。

袁世凯赴朝鲜（剧照）

山县有朋是幕末变革中的“制度革命者”。

山县有朋生于1838年的长州藩（今山口县），出身下级武士家庭——这一身份在幕末时期兼具“改革动力”与“体制边缘”的双重属性。

江户幕府末期，日本面临“黑船来航”后的民族危机，幕府统治腐朽，藩阀割据严重，但“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呼声已形成全国性共识。

长州藩作为反幕势力的核心据点，孕育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维新领袖，山县有朋早年便投身“尊王攘夷”运动，后随长州藩军队参与讨幕战争，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凭借灵活的战术崭露头角，成为维新派的核心军事骨干。

日本幕末的改革环境具有三个关键特征：一是目标共识明确。无论萨摩、长州等强藩，还是以天皇为首的倒幕势力，均认可“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对抗列强”的核心目标，分歧仅在于权力分配，而非改革方向。

二是精英阶层团结。维新派核心人物多来自下级武士阶层，他们既有传统武士的忠诚与担当，又具备开放的视野，形成了以“岩仓使团”为代表的改革核心。

三是外部压力适度。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以经济掠夺为主，未形成全面瓜分的局面，为日本留下了改革喘息空间。

山县有朋的早年经历恰好契合了这一语境：他23岁赴江户学习军事，接触西方近代军事思想；30岁随岩仓使团赴欧洲考察，系统学习德国陆军制度；35岁回国后即被明治政府委以重任，主导军事改革。

这一过程中，他的个人才干与国家改革目标高度契合——日本需要一套现代化的军事体系来巩固中央集权、对抗列强，而山县有朋的军事素养与改革魄力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可以说，山县有朋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狼式”的野心家，而是明治维新集体改革事业中的“螺丝钉”，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捆绑。

袁世凯生于1859年的河南项城，出身地主官僚家庭，与山县有朋的“体制边缘改革者”身份不同，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处于清末政治的“灰色地带”。

他早年科举不第，放弃仕途后投笔从戎，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凭借精明的处世手腕与过人的军事组织能力，在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中脱颖而出，得到李鸿章的赏识，逐渐成为清末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清末的改革环境与幕末日本有着本质区别：一是目标分裂。清廷内部存在“洋务派”“顽固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多重势力，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维新派倡导君主立宪，革命派追求民主共和，顽固派固守封建帝制，各方势力相互倾轧，缺乏统一的国家改革目标。

二是精英阶层瓦解。传统士大夫阶层在鸦片战争后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而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尚未形成足够的政治力量，权力真空由地方督抚与官宦集团填补，政治生态极度腐朽。

三是外部压力致命。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面临全面瓜分的危机，改革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

袁世凯的崛起恰好是清末政治失序的产物：他依靠淮军体系发迹，后投靠荣禄、慈禧等清廷权贵，在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中左右逢源。

他创建北洋新军时，既采用西方军事训练方法，又刻意培养官兵对自己的个人忠诚，将军队打造成私人政治资本——这与山县有朋“为国家建军队”的初衷截然不同。

在清末的政治氛围中，“国家利益”已成为各方势力争夺权力的幌子，袁世凯的才干更多用于投机钻营，而非推动维护国家利益层面的制度变革。

正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袁世凯是个实力派，他知道如何利用局势，却不知道如何创造局势；他知道如何夺取权力，却不知道如何运用权力服务于国家。”

袁世凯小站练兵（雕塑）

山县有朋是明治体制下的“权力规范者”。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藩阀政治+君主立宪”的制度框架。

这一框架虽然存在权力集中、民主缺失等问题，但具备明确的权力边界与运行规则，为个人才干提供了“制度笼子”——任何人的权力扩张都必须在“天皇权威”与“国家利益”的框架内进行，不得逾越底线。

山县有朋的权力运作始终受限于这一框架：

一是军事改革的“国家属性”：1873年，山县有朋主导颁布《征兵令》，确立全民义务兵役制，取代了传统的武士兵役制。

这一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为国家养兵”，而非“为个人养兵”——新军的效忠对象是天皇与国家，而非山县有朋个人。

1878年，他推动设立参谋本部，实现军事统帅权独立于政府，但参谋本部的权力仍受天皇制约，山县有朋本人从未试图将军队私有化。

此外，他建立的陆军大学、士官学校等军事教育体系，始终以“培养国家军人”为宗旨，强调“忠君爱国”，而非个人崇拜。

二是政治权力的“有限扩张”：山县有朋两次出任首相，任内推动了警察制度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了中央集权。

但他始终尊重明治宪法确立的“天皇至上”原则，从未试图挑战天皇权威。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山县有朋虽为藩阀领袖，但仍需通过议会选举、内阁运作等制度程序行使权力。

1900年，他创立政友会，试图通过政党政治稳定政局，这一举措本质上是对制度框架的适应，而非破坏。

三是个人退隐的“制度自觉”：山县有朋在政治生涯中多次主动退隐，避免个人权力过度膨胀。

1889年，他辞去首相职务，推荐黑田清隆接任；1901年，他再次退隐，支持桂太郎组阁。

这种“进退有度”的政治智慧，本质上是对明治体制的尊重——他明白，个人权力是国家制度赋予的，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而非相反。

明治体制对山县有朋的约束，本质上是“国家主义”对个人野心的规范。

在这一框架下，个人才干的价值在于是否能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山县有朋的军事改革、政治举措之所以被认可，正是因为它们契合了日本“富国强兵”的核心需求。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言：“山县有朋是明治体制的‘忠实仆人’，他的所有才干都用于巩固这一体制，而非颠覆它。”

袁世凯是民国初年的“权力失控者”。

与明治日本的制度框架不同，清末民初的中国处于“制度真空”状态——封建帝制瓦解后，共和制度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中央政府权威薄弱，地方军阀割据，形成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

在这种环境下，袁世凯的个人才干失去了制度约束，逐渐异化为个人野心的工具。

袁世凯的权力运作呈现出明显的“失控特征”：

一是军队的“私人化”：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刻意培养官兵对自己的个人忠诚。

他选用亲信担任军官，要求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国”，将北洋新军打造成纯粹的私人武装。

新军的饷银由袁世凯亲自发放，军事训练中强调对袁世凯的个人崇拜，甚至将他的画像挂在军营中，要求官兵每日朝拜。

这种“私人军队”与山县有朋创建的“国家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北洋新军的核心功能是维护袁世凯的个人权力，而非国家利益。

二是政治权力的“独裁化”：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迫使清帝退位，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但他并未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的共和制度，而是一步步破坏民主程序：1913年，他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1914年，他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将总统权力扩大到近乎独裁的程度；1915年，他不顾全国反对，复辟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彻底背叛了共和理念。

三是国家利益的“工具化”：袁世凯为实现个人野心，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获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竟然接受了其中大部分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袁世凯的这种“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权力”的行为，与山县有朋“以个人才干服务国家利益”的路径形成了本质区别。

民国初年的制度真空，为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提供了“可乘之机”。

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共和制度，权力缺乏约束，野心家自然会乘虚而入。袁世凯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制度转型失败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