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条曲线在财经圈传得很广。TIME研究笔记按2014—2019年的增速趋势外推：截至2026年9月，住户存款实际余额约175.3万亿元，比趋势值多出28.9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滚动值约50.5万亿元，比趋势值少了28万亿。
一边多出29万亿，一边少了28万亿，像照镜子一样。2020年以前，这两条线大体平行。之后两条线越拉越开，张成了一张"鳄鱼嘴"。
钱并没有蒸发，只是换了个抽屉，从"花"的那一格挪进了"存"的那一格。最新的官方数据把这次挪动记录得很清楚。
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0.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39万亿元；与此同时，住户贷款减少1.0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14万亿元。住户短期贷款里，消费贷占了相当一部分。
它在缩水，说明不少家庭不光少花钱，连"借钱花"也按了暂停键。上半年居民户贷款累计减少3,668亿元，往年同期通常为正增长。
花钱这一头也很清淡。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公布，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0001亿元，同比增长1.1%。
拆开来看，问题就清楚了。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40574亿元，增长2.8%，9月份这一增速还到了3.9%，汽车是最明显的拖累。
家电类同样偏弱，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前三季度下降4.9%。零售业态之间也分化明显，便利店、超市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5.2%、4.1%；专业店、百货店、品牌专卖店零售额分别下降2.2%、2.9%、10.3%。
大件往后推，小件照常买，线上服务还在涨：网上服务零售额56411亿元，增长5.3%。需求没有消失，只是被"延期"了。
延期的原因能从问卷里看出来。央行城镇储户问卷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19.2%，倾向"更多储蓄"的占62.3%。
钱还越锁越久，2026年1月人民币住户存款中，定期及其他存款占比高达73.69%。对很多家庭来说，存款更像一份"自我保险"。
工作稳不稳、收入涨不涨、房子值不值钱、老了靠什么，只要有一项看不清，"保费"就会加码。利息低一点大家能忍，心里没底才真忍不了。
所以这28万亿的缺口，靠降息逼不出来，靠几轮消费券也撬不完。关键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收入更稳一些，保障更厚一些，资产预期更稳一些。
还有一个变量正在临近。中金测算，2026年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预计在50万亿至70万亿元之间。
这笔钱下一步是流向理财、保险，还是商场、景区，要看信心。怎样让老百姓重新敢花钱，政策层面早已给出了路线图，并且仍在加码。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消费投资良性互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是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完善城乡商业设施，提升服务消费设施、优化出行消费设施、健全流通设施网络、推进新型消费设施建设、保障措施等几方面提出20项具体措施。
此前，10月16日，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五期）200亿元。至此，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收官，发行规模达1.3万亿元，其中2500亿元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500亿元用于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
时间回到2025年3月，中国公布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希望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信心，推动消费驱动型增长。
方案涵盖提高收入、改善老年人护理、支持儿童保育、平衡工作与生活等社会目标，并首次在促消费文件中强调稳股市、稳楼市。
当时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比上年全年加快0.5个百分点，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仍显示消费者信心疲软。这种势头如何保持、家庭支出能否持续、新计划能否比以往的刺激措施更好地挖掘中国的巨大潜力，成为各方讨论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任中国区主任伯特·霍夫曼认为，这是大家一直期待、总体上值得欢迎的行动计划。只看政策条目，可能会觉得公告多、资金投入有限；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中国不仅关心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也关心消费和人民的生活。
他欣赏把以人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面旗帜，认为这对中国是一个转折点，国际社会也会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有助于缓解当时世界上的一些贸易紧张局势。方案出台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贸易环境都很复杂，许多人预计当年4月中美在贸易政策上会有更多互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龚炯认为，中国消费市场规模足够大，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不应对消费增长产生太大影响。消费回暖更多是此前几个月一系列扶持政策的结果。
2024年全年消费增长乏力，相比之下，1—2月4%的增长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数字，说明政策开始奏效，消费者信心开始恢复。提高收入、养老、托育、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些框架关系到人们对自身未来和中国经济潜力的信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龚炯表示，很难厘清每项政策各自起了多大作用，他更看重最终结果，认为这些政策组合起来至少是有效的。在他看来，推动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收入，收入开始增长，人们就愿意把一部分预算用于消费品。另一个是财富效应，当时股市已有好转迹象，前两个月表现相当不错，让人们感到更有安全感、也更富有，从而愿意多花钱。
医疗保健、负担得起的教育等也很重要，但短期内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收入和财富效应。霍夫曼指出，计划中宣布的很多支出其实已在预算中，暂时不能指望预算之外的更多资金。
或许晚些时候政府会像此前那样额外出台刺激措施，但从长远看，这项计划非常重要。农村养老金已略有增长，医疗保险正在深化，建立相关机制非常重要。
房地产同样关键。行动计划区分了消费能力（包括工资、财富）与消费前景、消费信心，并宣布了一系列进一步稳定楼市的措施。
中国人通过房地产积累了大量储蓄，三分之二的财富在房产上，稳定房地产市场将有助于消费。谈及外部因素，专家指出，每年可进行的投资有限，地方政府财政承压，投资不多；在当时的外部环境下，出口也难有太大起色，家庭消费理应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记者会上所说，这是一个框架。方案提出了八部分30条政策举措，相关部门还将据此跟进制定具体计划。
其中，商务部帮助出口商将产品转向国内市场，正是人们期望看到的具体行动。这并非最终定论，但已经奠定了政治基调。
对于政府这只"手"，霍夫曼认为它非常显眼，政府的资金投入在起作用，但市场本身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派代表出席了介绍会，这意味着更多的国内竞争。
他认为这正是中国的思路：要有能力供应优质消费品，才能保证高质量消费，让消费者愿意花钱，而这要从市场层面、也就是从企业入手。
在政府与市场的平衡上，龚炯表示理解外界对这类政策长期可持续性的疑问，但中国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普通民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偏低，这是消费占GDP比重多年徘徊在40%左右的根本原因。
美国和欧洲等许多国家这一比例接近70%，有的甚至达到80%。从长远看，这个问题仅靠市场本身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中有很多国有企业，政府在提高人民收入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是政府与市场对抗，而是政府应该长期致力的事情。
在电动汽车、家用电器、文化产品等领域，政府一直努力分配资源予以支持，又不想过度补贴。龚炯认为，增加消费本质上是鼓励富裕人群花钱。
低收入群体受收入限制，增加他们的消费对总量影响不大；真正能产生显著影响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他们不缺吃穿，需要的是新型消费方式，比如买电动汽车、出国旅行、去滑雪。
地方政府也可以宣传自己的城市、当地市场特色和旅游业。从根本上讲，消费增长就是要突破极限，开拓新领域。
龚炯相信这部分人有钱可花，因为过去几年银行储蓄余额增长非常迅速。真正让他们不敢花钱的，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安全感和对就业前景的担忧。
在他看来，房地产市场已趋于稳定，不会再看到房价大幅下跌，政府在遏制下滑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一旦经济出现增长迹象，人们对就业会更有信心，再加上股市带来的财富效应，也就更愿意花钱。
霍夫曼认为，中产和中上阶层消费模式的转变已经开始，更需要关注的是消费能力，以及地方政府能否及时提供合适的消费组合。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尚未跻身中产，功能性收入分配（即工资在经济中的占比）和个人收入分配都会发挥作用。
双循环理论提出时，《人民日报》有文章指出，这一问题包含供给侧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两个方面，他认为后者仍需推进。要让更多人进入中产阶级，也就是消费阶层，仅靠工资增长行不通。
龚炯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短期内对这部分人口寄予厚望并不现实：月收入3000到4000元的人没有多少钱可花，消费增长主要还要靠中产和中上阶层，关键是让他们花钱花得舒服。消费什么同样关键。
电影《哪吒2》已跻身世界电影史票房前五名，但这可能是个特例。其他影视作品是否符合当下口味、是否足够新鲜，音乐节是否好到让人愿意待上几天，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龚炯认为，人们现在更多购买服务而不是商品，服务在消费中的占比快速增长，这可以交给市场：有需求，就会有公司来满足。越来越多的小公司推出很好的服务，瞄准高端市场，这些年还新开了大量高端咖啡店、精品咖啡店。
中国市场竞争激烈，背后还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他对此一点也不担心。霍夫曼的妻子是一位电影制作人，他本人也对中国电影市场很感兴趣。
他认为电影是一个国家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相当了不起。在他看来，只要好产品存在，需求就存在，政府政策背后的理念是成立的；主要问题在于消费者是否足够多、是否有信心消费。
放眼全球，霍夫曼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的政策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若持续下去，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世界其他地区应寻找替代的需求来源。
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消费需求增加后，贸易顺差可能略微缩小，这也能惠及其他国家。如果美国对欧洲出口产品征收20%到25%的关税，欧洲同样要思考内部怎么应对。
欧洲德拉吉计划大量谈及的研发和增加供给，正是中国几年前就已开始实施的议程。
他提到，美国无意参加当年的G20峰会，其余成员可以聚焦经济，就应对关税动荡形成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或春季会议，也是寻找新方案的重要场所。
中国的创新已经融入日常生活，普通人用上了机器人，DeepSeek在人工智能及许多领域的应用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龚炯认为，中国消费者可能是最乐于接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群体，对起初效果不太好的新产品非常宽容，也愿意尝试尚未经过市场验证的新品牌。
这让缺乏品牌影响力的小公司也能测试市场，创新在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并非偶然。霍夫曼同意，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消费环境非常好，就像韩国，也像以前的日本。
但他提醒，技术能大幅提高生产力，也意味着生产同样的产品需要的人手更少。因此要考虑不同的需求、消费和生产，尤其是在仍属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否则就会有人失业。
技术发展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需要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