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汪精卫的一生，实在是一部绝妙的“革命戏法”。恰如绍兴戏台上的老生，脸谱变换之迅捷，足以令观者目眩神迷。

汪精卫早年登场时，确是锣鼓喧天、光彩照人。你看他谋刺清摄政王时，是何等慷慨激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诗句如今读来，倒像是一出讽刺剧的注脚——后来他果然“不负”日本主子的“少年头”，只是那把刀不曾落在他的颈上，却插进了中国的脊梁。

这位“革命家”在袁世凯时代便已显露本色。他一面劝孙中山让位，一面组织什么“国事共济会”，恰如旧式婚姻中的媒婆，两边说合，自己却悄悄收受谢礼。他提出所谓“六不主义”，表面清高，实则为日后变节预留地步——不做官的人，最后做的却是最大的伪官。

待到抗日军兴，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卖国交易所。他高唱“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仿佛中国生来就该是日本的俎上鱼肉。这调门与当年刺杀摄政王时的“慷慨悲歌”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1938年12月，汪精卫悄然出走越南，发表所谓“艳电”，公然向日本主子摇尾乞怜。这“艳电”之“艳”，实在是无耻之尤。他想拉拢西南军阀另立门户，不料响应者寥寥——连他最亲信的部属，也知耻而不为。

汪精卫到了南京，便急不可耐地穿上“国府主席”的戏服，上演了一出傀儡登基的闹剧。他私下里哀叹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为“卖身契”，可见尚有几分自知之明。这个伪政权，恰如坟场里的磷火，只在黑暗中闪烁，一见光明便消散无形。

最可笑的是，这位“主席”在日本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奴才相。日本主子需要的不是什么“议和代表”，而是一条听话的走狗。汪先生果然不负所望，把华北主权、蒙疆资源拱手相让，还美其名曰“和平救国”。

的汪精卫悲剧，早在他的童年就已注定。那个在长兄严格管教下“动辄得咎”的孩童，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他一遇挫折，便托病出洋，恰似鸵鸟遇险便把头埋入沙中。

他曾在《红楼梦新评》中大谈“家庭感化”，殊不知他自己早已被“奴性”所化。他对审讯他的肃亲王感恩戴德，从此对强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崇拜与恐惧。这种心理，注定他只能在主子面前匍匐。

汪精卫先生的一生，堪称汉奸的“完美”标本。他从革命志士沦为大汉奸的历程，映照出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与动摇性。他的故事警示世人：没有骨气的文人，哪怕才学再高，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如今，汪精卫的铜像早已被推倒，而历史的审判却永远矗立。他那句“引刀成一快”的诗，倒成了对他自己最绝妙的讽刺——只不过那把刀不是革命的刀，而是耻辱的刀，他的头不曾断，脊梁却早已断了。

呜呼！所谓“荆榛零落市寒烟”，汪精卫留下的，不过是一堆被万人唾骂的历史垃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