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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会被立即逮捕,杨虎城拖了半年才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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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29日上午,上海。
美国邮轮“胡佛总统号”拉响汽笛,缓缓离开了码头。
甲板上站着杨虎城,来送行的人里有陕西旅沪的学生、同乡,也有几位老部下。有人当场落了泪。
半年前的1936年12月12日,他和张学良在西安扣下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一下飞机就被扣住。杨虎城却在陕西又待了整整半年,才以“出国考察”的名义离开。
同样都是兵谏的发动者,为什么张学良在12月底就失去了自由,而杨虎城却能拖到6月底?
这半年里,蒋介石做了什么?杨虎城又在等什么?
答案不是一句“宽大”或者“报复”能说清的。它更像一场漫长的拉锯,一个想让他走,一个不肯走;一个催,一个拖。明面上都讲“服从”“宽大”,桌子底下全是算计。
1)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成为了“最后要解决的人”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穷苦出身,从基层士兵开始一路摸爬滚打,历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在陕西经营多年,部队、地方、人脉,都是自己的。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离开了西安,并在第二天飞抵南京。人一落地,账就开始算了。
对张学良,是审判,是扣留;但对杨虎城,国民政府一时还动不了手,中央军还没开进西安,陕西的军队还在杨虎城手里,善后要人配合。
南京城里是什么气氛,杨虎城心里清楚。
12月27日,从潼关回来的周孝伯说“杨虎城仍不可靠”。28日,杨虎城的老上司于右任也主张“去杨”。
当然,更要命的是杨虎城自己的表态。
他不仅到处将蒋介石接受了“八项主张”,还宣称“委员长大彻大悟,表示完全容纳”。这话在当时不算错,西安方面确实是这么理解谈判结果的。
但是,它和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的调子完全相反,蒋介石想要的是受胁迫、蒙难不屈的形象,杨虎城却一再提醒世人,蒋是点了头的。
12月30日,杨虎城在去电中表示,自己愿意与张学良共担责任,“城与诸将领均有应得之咎”。
这句表态,蒋介石大约是认可的。但是,为了尽快了结陕甘局势,只给了杨虎城一个“撤职留任”。对此,《大公报》撰文表示,中央的处理“实属宽大逾恒”,
但令蒋介石感到不悦的是,1937年1月5日,杨虎城通电,抗议南京审判张学良。陈布雷在次日的日记里指出,杨“抗命之意渐露”。7日,蒋鼎文判断,“对中央善后处置表示不服,为此仍不免武力解决也。”
蒋介石对杨虎城的失望,还有一层私人原因。
据黄绍竑记载,蒋说杨虎城是中央一手提拔的人,本以为可靠,“讵知不然”,也就是说自己看走了眼。
被扣在西安的那些大员,对杨虎城印象更坏。1月10日,钱大钧和陈继承、蒋鼎文、陈调元谈起西安的事,几个人看法一致,“彼此均以为张汉卿虽可恶,犹有感情可言,而杨虎城则可恶已极。”
晏道刚说得更狠,说杨“貌忠厚而性毒辣,脑筋简单而野心甚大”,还建议“设法将杨诱出陕西而处置之”;就连陈布雷整理蒋的日记时,也深感“杨之阴狠”。
同一天,蒋介石的判断很直接,陕甘“所成问题者,只杨虎城而已”。陈布雷“承命拟致杨虎城函稿”,写完感叹:“深恐谆谆之劝,不易动其心也。”
1月13日,《大公报》的社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杨虎城,“杨虎城被左右包围,决意向死路走”,还表示,“中央为赶快解除陕民痛苦及恢复地方秩序计,当然要负起戡乱的责任。”
压力不只来自南京。
1月16日,王子壮在日记里分析,刘湘、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公然电请中央对陕西“务取政治解决,不应再起内战”,“是直认陕西与中央之对等”。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让中央不能不顾忌。
杨虎城这边,还在坚持“三位一体”,即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抱成一团,用军事和政治两条线跟南京周旋。他也联络各地实力派,但响应多半停在声援;真到独自面对中央军时,能靠的还是自己。
1月16日,杨虎城、孙蔚如通电就职;可到了傍晚,陈布雷在日记里记下,接到杨、孙各一电,“仍以张回陕为要求条件”,“即呈委员长阅之,不胜叹息”。
17日,蒋让西北军代表李志刚带话回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
听着客气,意思却很硬,听话,还有得谈;不听话,另说。
1月底,蒋在日记里颇为得意地表示:“对杨虎城数函警告,恩威并济,甚有效益也”;戴笠对手下说得更直白:“陕局和平,谅可告成,惟杨逆阴险,必须徐图设法铲除。”
当然,“恩威并济”是台面上的说法,“设法铲除”是台面下的打算。两句话放在一起,蒋对杨的态度,基本就说全了。
转折出现在2月2日。
那一天,东北军内部的少壮派军人们,枪杀了主张和平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史称“二二事件”。
这一枪把东北军自己打散了,部队后撤,中央军随即逼近西安。这就使得十七路军一下子失去了最倚重的盟友,杨部的一些旅甚至有了脱离他的念头。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杨逆崩溃之势已成。”
也就是在这时,杨虎城动了出洋的念头。
老部下邓宝珊给他出主意,申请政府给个出国考察的机会,借故离开,将来一旦抗战需要,再回来。
杨虎城觉得,这是个“万全之策”。
可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打算让他这么便宜地走。
2)中央军开进西安后,一边逼杨虎城出走,一边拉拢他的部下1937年2月上旬,顾祝同进入西安,任西安行营主任。
蒋介石事先有过交代,说得非常细致,“与杨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办法,并探测其对赤匪与张部之方针、态度……”
关键的四个字,无疑是“略示推重”。
中央军虽然进了城,但陕西地面上还是杨虎城的人,善后、改编、治安,样样都离不开他。所以,顾祝同起初姿态放得很低,杨虎城回西安那天,两人“相谈甚欢”,顾当晚还“回拜杨虎城”;第二天杨又到行营谒见,谈陕甘善后。
李志刚后来回忆,2月间,蒋介石把杨部的一些人以及与蒋有关的人安插进陕西省政府,“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一边拉拢,一边做另一手准备。
2月10日,蒋介石对邓宝珊把话说得很宽大,杨虎城可以考虑出国,“名义用军事专使或其它,将来再定”;十七路军番号暂时不变,由孙蔚如领衔;陕西省主席也由孙蔚如暂兼。
坦诚说,条件给得已经很体面了。
但就在第二天,2月11日,蒋已经指示何应钦:“对杨部分化工作可继续进行。”
中央军将领里,主张彻底解决杨部的人不少。陈诚说得很干脆,“为中央计,亦当以西北全局及几十万之人民为先,而以杨之面子为次”;刘峙去函陈诚,称“主张甚是”,卫立煌也认为对杨部“似不宜过于宽大”。
杨虎城这边,一直在放低身段。
2月12日,他向蒋坦白称,“此后一切当惟以钧座意旨为依归”。公开场合,他说“委座不准其辞”,顾主任还派黄杰来敦请。2月20日,他谈到西安事变“违反国家纪纲,不敬领袖之处,私衷颇悔”。
这话已经跟南京的调子对上了。
但表面上的缓和,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
2月底,蒋在策划把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江苏。东北军一走,十七路军就彻底孤立了。
2月25日,蒋问孙蔚如“虎城近时感想”,孙说杨“深知对不起委座”,又说顾主任到后“一切已恢复旧状”。
蒋的回答是,“对余毫无关系,不过对地方实在对不起也”。这话听着客气,其实是把杨虎城从“自己的人”里划了出去。
在2月的反省录里,蒋写到杨虎城的母亲曾被东北军绑架胁迫,感慨“天网恢恢,害人者自害,何其报之速也”。
这股怨气,藏都藏不住。
3月1日,蒋对陈诚评价张学良和杨虎城,说张学良“有情可原,而杨虎城真是禽兽不如”。
3月4日,马占山对钱大钧说,杨“封建思想浓厚,此人不去,终为后患”,贺衷寒也主张“使杨去职或使其无法维系而自行离职”。
与此同时,在杨虎城的配合下,十七路军的改编也顺利。
到3月9日,杨虎城自己表示,“所属三十八军业经编为两师,同时撤销十七路总指挥部”。一支曾经辖有数万人的部队,被装进了一个军的编制里,这距蒋许诺“番号暂时不变”不到一个月。
杨虎城也慢慢看明白了。
他后来对人说,自己“起先还在犹豫,后来发现蒋介石对十七路军耍了不少阴谋,收买分化他的部下”,就连孙蔚如都动了心思,“愿杨辞职,将杨部编两师,保持第十七军,以主席兼军长”。
到了这一步,“去杨”在南京已不是秘密,只剩下一个方式问题,怎么去,才显得体面。
蒋的办法是,让杨虎城自己来见他。这个意思,先是由宋子文递过去的,后来顾祝同也这么说。
3月9日,杨虎城公开表示“拟日内赴京”。《大公报》马上配合,说杨“亲到首都看看中央的一切”,“西北军政当可望更迅速的步入常轨”。
可杨虎城迟迟不动身。一直拖到3月28日,他才出发,对外说“此来系奉蒋委员长电召赴杭晋谒”。
这一趟杭州,成了整件事的分水岭。
3)杭州见面,一场没有威逼意味的威逼3月29日,杨虎城、于学忠到杭州见蒋。蒋介石在日记里称,“对杨仍宜宽宥,不加谴责,惟劝其离陕辞职。”
日记里写得温和,但李志刚看到的场面完全不同。
蒋“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蹋张汉卿先生”,虽然骂的是张学良,听的却是杨虎城,两人是一路人,这话说给谁听,不言自明。
杨虎城也明白,他回去对自己人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3月31日,蒋又“详告其个人之利害与以后之出处,讽其自辞离陕,以诚待彼,谅彼亦无可奈何也”。
暗示对方辞职,恐怕不能叫“诚”。蒋的这些话,称为“威逼”更合适。这次见面,正式定了调子,杨虎城回西安处理善后,然后立即出国。
4月3日,杨虎城致电蒋:“今后决本钧座指示各点,切实奉行。”蒋随即“电顾,催杨速辞”,“催杨虎城离陕”。
可是,杨虎城绝不是那种一劝就走的人,他要谈条件。很快,顾祝同把要求归纳成几条报上去:
一是决心辞职出国,但希望“于辞准绥靖主任后,同时发表以国府委员名义”;二是希望给出洋费三十万元。
三是孙蔚如担心他走之后局面不稳,想探蒋的真意;四是绥靖公署如果保留,拟保孙蔚如继任,如果撤销,能否恢复第十七路名义,或者扩充三十八军军部。
蒋介石的答复,几乎条条打了折扣。护照可以给,但是“不能于辞职照准时发表”国府委员;“虎城辞职出洋,则政府当给其十万元”;“绥署与十七路名义皆应撤消,卅八军军部亦不宜扩充”。
杨虎城还想再要十万,蒋批示,到上海后可以“酌加五万”。
钱、名义、部队编制,一条一条地抠。这些细节看起来琐碎,其实是这场博弈最真实的部分,杨虎城知道留不住,但能多争一点是一点;蒋介石想要他走,又不想让他走得太体面。
4月23日,杨虎城召集所部官佐训话,宣布了辞职出洋的事。孙蔚如、赵寿山等人当天联名电蒋,请“宽其既往”。
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
4月26日、27日,周恩来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中央名义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公开发表文章,对南京逼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
但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没有采取更多动作。就算发了电,恐怕也无济于事。
4月27日,杨虎城正式电蒋,辞去西安绥靖主任。电文里,他一边重申兵谏的用意,一边又顺着蒋的意思说“顾念纪纲,惩前毖后”。
同一天,蒋在给顾祝同的指示里,露了另一面:“虎城未离西安期间,在西安城内外各部队应严密防范布置,以备万一,夜间尤为紧要,并备巷战,但切勿声张。”
一边准他辞职,一边准备巷战,这就是“宽大”的底色。
4月30日,蒋复电准杨辞职。当天他连发两电,一封是“所请照准,并派兄出洋考察军事”,另一封是“尚希即日摒挡,早赴事功为盼”。
从电报的频率和措辞里,能看出他有多急。
事情看起来已经了结,杨虎城辞了职,部队改编了,出国的名义也定了。
但真正的“拖”,才刚开始。
4)明明已经辞职,却为何迟迟不肯动身?辞职的事,4月底就定了。
4月29日,杨虎城宴请陕籍在野名流;5月1日,又设宴招待西安各界首领话别。在席间,他不再提蒋在事变中的许诺,只说“去岁西安之事,虽以蒋委员长精诚感召及各方努力,终得和平解决”。
可话越说越客气,人却迟迟不动。
蒋介石的关注点,已经变成一个具体日期,他什么时候走。顾祝同报告:杨虎城定在5月2日飞沪,最迟不超过6日,“职现每日均与之见面,尚未发现有何异动模样”。
按照约定,杨虎城应该在5月6日离陕。但在这一天,杨虎城突然退票,理由是“患流行性感冒”。
据当时的记载,他“前数日酬酢过忙,四日起患感冒,五日六日两日热度均甚高,闻已至三十九度余”。
同时,他电告上海的朋友,请李志刚出面,邀请名医陆仲安坐欧亚航空的班机来西安诊治;因为“电到过晚”,又改请陆、李乘车来。
外界难免起疑,其中最焦躁的是蒋介石。5月7日,刘峙还专门对外澄清,“杨虎城延期离陕,闻确属有病,并无他种原因。”
接下来这半个月,杨虎城的行程像一根被反复拉扯的皮筋。
5月8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转杨虎城:“望悉心调治”,又说“此间可派专医来陕,倘无大碍,则请兄乘车来沪诊治亦可”。
同一天,秘书周梵伯电沪,说杨“有渐愈之望”;医生迟仲阳说,体温“已恢复常态,惟喉病尚待治疗,约再休养数日”。
5月9日,顾祝同报告,杨“体温已如常人,只喉痛未复原”,定在13日乘飞机赴沪。同一天,李维城见到冯玉祥,说破了真相,“谈杨虎城进退为难之情形,并言见介石所得之印象,介石要其走开也”;宋子文看得更清楚:“只有赶快来沪准备放洋,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
10日,他又电告上海,把行期定在13日;稍后又“改定十六日”。到了13日,邓宝珊还说,杨“再有数日之休养,即可恢复健康”。
也就在这时,杨虎城的第三个儿子病故了,“杨甚悲痛”。15日,陕西省党部的韩光琦电沪:“杨遭此人间惨变,赴沪期展缓。”
后来又有20日赴沪的说法,医生“劝其静养”,杨太夫人也“嘱以医言为重”,行期再次推后。
接连改期,理由又多是部下和家人转述,由不得人不生疑。但蒋介石即便看破,也不便说破,还要做出关心的样子。这段日子里,蒋在日记里只留下一句:“杨逆犹未离陕也。”
那么,杨虎城的病,到底是真是假?从材料看,有实有虚。
戴笠5月14日的报告说,“杨虎城鱼日(6日)经医生检查,患肾脏炎,现已愈十分之八九”。报告还提到,“其左右有劝其勿离陕者,并制造谣言,谓恐杨到沪后,中央不令出国,甚或将其监视等语,以耸听闻”。
病是真的,丧子也是真的。
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后来回忆,“父亲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后,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
又说,“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
但拖延,同样也是真的。杨虎城真正在等的,不是身体好起来,是另一件事,抗战什么时候打起来。
杨拯民记得,父亲“以为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已经挡不住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一旦抗日爆发,他就不再出国而参加抗战了,他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到上海住宋子文家准备出国前夕还没有放弃”。
这才是他拖延的底牌。
他不是贪恋陕西,也不全是害怕出国,他是在赌,只要仗打起来,一个抗日的将领就不该被赶出国门。
蒋介石那边,还在为“名义”的事拉扯。徐永昌问,给杨虎城中央委员名义,还是另给名义?蒋批示:“待杨到沪,皆可面商即定也。”
几乎同时,情报不断送到蒋的案头。
有人分析,杨虎城担心出洋后所部两师被调往河南整训,实力被削,又同时期盼着西南有变,所以“暂留陕以待时局变化”。
孙蔚如原本希望杨走,好接掌部队,后来发现中央对他印象不佳,怕杨走后自己势孤,反过来“从中怂恿,打消出洋计议”。
拖到5月下旬,南京的压力终于压过了西安的犹豫。
5月22日,李志刚一到南京,“代表杨虎城有所陈述”,并代他办理出国手续,还说杨“离陕期将展至下月”。但只过了三天,5月25日,杨虎城就电蒋:“兹决定于本礼拜四乘欧亚机,力疾飞沪。”
这三天里发生了什么,档案里没有答案,但压力可想而知。5月27日,杨虎城飞抵上海。蒋在日记里松了口气:“杨虎城已离陕到沪矣。”
5)庐山的最后一问,与开往美国的船到了上海,杨虎城住进宋子文家。
来看他的人不多,“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杨虎城自己也“时现恐慌”,他之所以选择先去美国,是“图避经香港,免遭意外”。
原本,出国的日期要等见过蒋之后再定。但5月28日,蒋电宋子文转告杨虎城,“虎兄既决心出国考察,似应早日成行,未知何日有船,若船期急促,则不必来庐,以免跋涉误期。”
船期一紧,蒋就说连庐山也不必来了。急成什么样,一目了然。
5月2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
“半年矣”三个字,是他自己的账,从1936年12月算起,这件事拖了整整半年。
6月4日,杨虎城还是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飞了庐山,“报告绥署结束经过,并对出国考察事有所请示”。6月5日,蒋约他吃饭。
席间,蒋问了一个问题:“出国后对事变的经过,准备将怎样发言?”杨虎城回答:“必定依照委员长那本小册子的记载。”
这里是“小册子”指的是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
这一问一答,看似家常,其实句句有分量,蒋在提醒他,出去以后别乱说话;杨的回答则中规中矩,等于当面交了底。
6月7日,杨虎城飞回上海准备行装。
到沪后,“因酬应繁忙,心脏病复发,正延医诊治”,但行期“不致变更”。6月17日,李志刚到外交部谒见王宠惠,“并领杨之出国护照”。
6月20日,赵寿山、孔从洲等人飞到上海送行。杨虎城对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
话说得很平静,但谁都听得出来,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一行登上“胡佛总统号”。临走前,他对记者说,此行“为期当在一年以上”。
私下里,他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如果时间稍长,就“多找些朋友,了解些各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尽量揭露日寇的侵略,争取各国人士对我们的同情”。
船开走了。
八天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杨虎城正在出洋途中,没能赶上这个开头。
他后来还是回来了,1937年11月,他回国请缨抗战,随即失去自由。此后十二年,他辗转被囚于南昌、长沙、益阳、息烽、重庆。
1949年9月6日,新中国成立前不到一个月,他在重庆被杀害,时年56岁。
6)尾声:他拖得住船期,拖不住时代回头看这半年,蒋介石和杨虎城其实都在“等”。
蒋介石等的是杨虎城识相地走,先把“宽大”的戏份演足,再用分化、改编、催逼一层层收紧,最后让他自己递上辞呈、自己登上轮船。
这样,国民政府既保住了“不念旧恶”的面子,又实实在在把西北收进了自己的体系;顾祝同后来说得很明白,杨出国后,“西北军从此亦完全纳入国军体系”。
杨虎城等的是另一件事:抗日战争打起来。他相信只要全国抗战,蒋介石就挡不住他回国参战,西安事变那笔账也就没机会算了。
两个人都没错。只是蒋等到了,杨没等到。
陈诚的一句话,就把杨虎城的处境说尽了,“现在,杨虎城的政治生命完全操在中央的手中,如果中央要他继续负责,他也许能够渐渐恢复陕西的地位;如果中央不要他,他的政治生命就告中结,所以他只有出于服从中央之一途。”
所以,“拖”是弱者最后的手段。
它能拖住一封电报的日期,拖住一张船票,拖住一次会面,却拖不住双方实力的差距,也拖不住一个时代的转向。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在“胡佛总统号”上离开了中国。他以为这只是一次考察,最多一年。他不知道自己再也没能走上抗日的战场。
他走后的那个夏天,由十七路军改编的三十八军开赴抗日前线,娘子关、中条山、虎牢关,这支部队替他打了那场他想打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