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一个问题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81年前。有记者提到,11月9日至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哈尔滨举办“侵华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罪行研究学术研讨会”。
发言人毛宁回应时用词很重:侵华日军组织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残害中国人民,犯下反人类的滔天罪行。直到今天,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
细菌战和化学战被放在同一句话里,并不是巧合。这笔债的源头,在哈尔滨南郊的平房。1945年春天,一个14岁的日本少年被老师叫去满洲。
去做什么,他不知道,只知道必须去哈尔滨。他从宫田村出发,乘火车前往博多港,在博多港乘上转运船,前往朝鲜半岛的釜山市,再一路北上。
他叫清水英男。原本以为会去造武器、造机器,结果被安排去培养细菌。一旦感染,必死无疑。
距离哈尔滨20公里,平房那片被围起来的平地上,有一座占地六平方公里的人间地狱。早在1931年,日本就占领了满洲。
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日军设立了防疫研究室,1936年,这个机构成为731部队。之所以设在哈尔滨,是因为在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人体实验,这在日本国内做不到。
当时731部队有3000多名人员,大多住在东乡村的生活区。核心区域是四方楼。中间一条走廊把楼一分为二,西侧关男人,东侧关女人。
二楼是冻伤、痢疾、伤寒、霍乱实验室,三楼有一间暗室,专门用来繁殖跳蚤。受害者不只是中国人,还有朝鲜人、俄罗斯人、蒙古人,凡是反抗日本的人都可能被抓进来。
被关押者经地下通道被押往各个实验地点。从活人身上获得的细菌毒性更强,所以他们对意识清醒的人实施活体解剖。
他们把这些人叫作“马路大”,意思是圆木。清水英男见过标本室,见过被解剖的尸体,也见过泡在瓶子里的新生婴儿,还有怀着胎儿就被解剖的母亲。
墙上溅满了血。安达的牧区则是野外试验场。鼠疫、炭疽等病原体的定点引爆和空中播撒,几乎都在这里试过。
受试者被一个接一个捆紧,头部和胸部用钢盔、铁板和棉被盖住,臀部和双腿却故意露在外面,好让弹片划破皮肤,让细菌从伤口钻进去。有亲历者描述过这样一幕:玻璃室中央,一位母亲抱着孩子,脸上带着认命的神情,毒气开始灌进来。
那个画面怎么也忘不掉,像是烙在了眼睛里。平房里设计出来的东西,最后被带到了中国城乡的百姓头上。
1940年10月4日,衢州。
上午9时许,一架日军飞机从衢城的罗汉井5号天井上空掠过,沿着罗汉井、水亭街、美俗坊一带投下大量带有鼠疫病菌的麦粒、小米、棉花、跳蚤和传单等物品。光是感染鼠疫的跳蚤就有8公斤,按现代标准,它们是最有效的生物武器之一。
罗汉井5号的女主人黄廖氏成了首批遇难者之一,这座院子里先后有10位平民在这场疫情中死去。1942年,731部队的远征队又来了。
这一次他们伪装成中国士兵,提着大饼、馒头、米糕,专门找没有逃走的老人和孩子。一位江山的幸存者还记得,来家里的两个人里有一个很壮实,说的是普通话,不是本地话。
米糕每包15块,用纸包着。家里实在没吃的,就吃了半块。第二天早上开始呕吐、腹泻、发烧、口渴,难受得受不了。
村里死了很多人,家家户户摆着棺材,点着蜡烛。衢州的伤亡远不止当年的统计。
8年内,衢州患上传染病者达30万人以上,病死者在5万人以上。活下来的人,也没能真正“活下来”。
摄影师廖峥艳曾在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开始接触这些老人。一位导师激过一句:有本事就把他们都拍下来。
有的村子全家都得了烂脚病,有的老人脚踝烂到见骨。第一位被拍的老人留下一副拐杖,摆成一个“人”字,想把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还回来。
廖峥艳历时11年,用镜头记录下70位细菌战幸存者,张荣妹老人便是其中之一。据此前统计,拍过的70多位老人只剩下17位。
张荣妹说过,脚痛的时候就像小鸡在啄。她要用四种药,夜里常常痛醒哭喊。住院两周,伤口好了,半年后又烂开。
听说别的老人大多已经走了,她反问了一句:他们都走了,我怎么死不掉呢?这条链条甚至延伸到了赤道附近。
跳蚤熬不过哈尔滨的冬天,而最适合它们繁殖的条件是27到30摄氏度、湿度90%左右,等于在告诉731部队:去新加坡。
增田知贞大佐是建立新加坡部队的关键人物之一。
曾在当地实验室工作的人后来才意识到,那里繁殖的数以百万计的跳蚤,被转运到曼谷,再由飞机投向重庆。
一名英军战俘威廉姆斯留下了记录:1942年2月在新加坡被俘后,他和许多战俘被接种注射,几天内就出现剧烈头痛、腹泻和痢疾,同样的事情前后发生了三次。樟宜战俘营还有17名战俘感染恙虫病,3人死亡。
1945年8月,账本被人亲手撕掉了。日本投降前夕,陆军总部命令731部队销毁证据、处理文件、拆除设施、清理“马路大”的遗体。
监狱里的受试者被毒杀,没死的被枪杀。1945年8月12日,局势急转直下,731部队用棍棒驱赶“马路大”(实验对象),毒杀之后焚烧尸体。
8月14日晚上7点左右,部队宣布全员乘火车撤离,每人发了氰化物药片,被抓就立刻吞下。到了釜山,石井四郎宣布部队解散,命令所有人把秘密带进坟墓。
这道“封口令”,才是理解今天这笔债的钥匙。战后,原部队成员回到日本医学界,集体沉默。
大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731部队的存在,直到森村诚一出版《恶魔的饱食》。1984年,松村教授在旧书店偶然翻到一批文件,里面是芥子气杀人实验的完整记录:20名男子,离毒气弹爆心多远、戴没戴防毒面具、有没有掩体,全都标得清清楚楚。
真相不是自己浮出来的,是被人从旧书堆里、从老人的脚上、从解密档案里一点点挖出来的。化学武器也是一样。
刚刚结束的哈尔滨研讨会上,有一项发现格外扎眼。731部队和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披露,516部队有专门用于战败善后的“整理残务班”。
这支约70人的队伍在主力撤退前专门负责转运、掩埋、遗弃化学武器,是当年日遗化武埋藏地点的直接知情者。也就是说,炮弹埋在哪里,当年是有人知道的。
这就是“债”迟迟还不清的症结。按公约和备忘录,日方本应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
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中方一再要求的,正是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账面上的进度并不难看。
截至2025年7月,日方已挖掘回收日遗化武16万余枚,销毁约13万枚,但处理进程总体仍严重滞后。日本内阁府也给出了时间表,吉林省哈尔巴岭的处理项目将于2027年11月底前完成。
可另一组数字更说明问题:中国东北地区新发现了两个场所有炮弹,留有遗弃化武的场所因此增至11处。连日方会议主席都承认,无法预估整个项目何时结束。
线索不交,就只能边挖边找,越找越多。风险是实打实的。
5月26日,两名日方人员在吉林省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过程中,因日遗化武炮弹破损手臂不慎染毒。连专业人员都会中招,田间地头的普通百姓更难防备。
国际社会也看到了。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其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察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会内部也有人在松动。当年那个14岁的少年,如今已经96岁。他坦言:“我向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民郑重谢罪。我也希望日本政府能看到我的行动,并对赴华谢罪之事予以认真对待。”
日本民间团体走访牡丹江埋藏区后,也认为遗留毒害一日不除,战争便难言真正结束。
一个老兵都能打破“带进坟墓”的命令,一个国家为什么做不到?
说到底,这笔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埋在地下的炮弹,靠资金、技术和工期就能偿还;另一部分是当年被刻意掩埋的信息,需要的是坦诚。
前者日本在还,只是慢;后者,才是真正拖了81年的部分。军国主义当年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销毁证据,今天检验东京诚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它肯不肯把证据交出来。
埋藏图、部队档案、知情者名单,交得越完整,债还得越快,取信于亚洲邻国的路也走得越稳。衢州老街上的伤痕还在,张荣妹们的伤口还在流脓,哈尔巴岭的土里还埋着炮弹。
这笔账,时间不会替任何人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