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者先生一句 “陈海良在技法与风格上已超越古人” 的论断，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既让陈海良先生陷入舆论漩涡，也将张公者先生自身推向了聚光灯下。

反对者怒斥这是 “谄媚的吹捧”，中书协顾问聂成文更是公开质问 “你拿了人家多少钱”；支持者则认为这是基于专业判断的真诚发声，体现了当代书家的时代自信。

抛开陈海良先生书法是否真的超越古人的争议，一个更值得深究的问题浮出水面：作为 “超越论” 的坚定支持者，张公者先生自身是否树立了超越古人的艺术理想？他的书法艺术，又是否具备了挑战传统高峰的实力？

在陈海良先生作品展的研讨会上，张公者先生明确阐释了其评价标准：“海良的小字技法已炉火纯青，核心贡献在于完善了古代非经典书法的技法”。

这里的 “非经典” 并非指艺术价值低下，而是书法史上未被充分发掘的民间墓志、未成熟作品等资源。

他以陈海良先生对元代杨维桢书法的改造为例，认为这种在字形与技法上的突破，以及兼具共性与个性的风格形成，正是进入艺术史的关键。

在张公者先生看来，“超越” 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是在深刻理解古法的基础上，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这种观点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其艺术生涯的核心理念 —— 他曾指出，汉字的空间感与结构多样性，为当代书法的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而真正的艺术突破，必然是 “有出处而又显己意” 的创造性实践。

作为诗、书、画、印俱佳的全能型艺术家，张公者先生的书法取法广泛，上溯秦汉，下及明清，却不困于一家一法，最终形成了古朴典雅、气象高古的独特风格。

其篆书作品最能体现对传统的深度继承与突破，既延续了秦篆的庄重规整，又融入了金石碑版的雄浑气息，线条遒劲有力、结体匀称端庄，将秦汉时代的庙堂气象与个人的文化感悟完美融合。

这种对篆书的驾驭，并非简单的仿古复制，而是在吃透传统笔法精髓后，对线条质感与空间布局的重新诠释，体现了 “通古今之变” 的艺术追求。

张公者先生的行书与草书创作，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其 “超越古人” 的艺术野心。他的行书以 “二王” 为根基，吸收苏轼的厚重、米芾的灵动，形成了兼具流畅性与骨力的书写风格。

观其作品，笔画提按顿挫分明，行气连贯自然，既保持了帖学的典雅韵味，又融入了碑学的刚健之气，打破了碑帖对立的传统藩篱。

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法叠加，而是基于对书法史的深刻理解：他深知唐代书家 “尚法” 的严谨、宋代书家 “尚意” 的洒脱、明清书家 “尚态” 的奇崛，并将这些不同时代的审美特质熔于一炉。

其草书作品则更具个性张力，虽不及陈海良先生大草的恣肆狂放，却自有一番从容不迫的气度，线条绵劲有力，节奏张弛有度，既遵循草书的法度规范，又彰显个人的精神气质，展现了 “放而不纵、收而不滞” 的高超驾驭能力。

除了技法层面的突破，张公者先生的书法更以深厚的学养为支撑，这也是他眼中 “超越古人” 的重要维度。

他强调 “作品的气息、格调、境界，是人本身的反映，是学养的表现”。张公者先生的学识渊博，诗词、文史、哲学修养均极为深厚。

他的书法作品多为自作诗词，如 “大字擘窠真逸迈，多情狂草见禅心”，笔墨与文辞相互印证，既体现了 “书为心画” 的艺术本质，又赋予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种 “技道并重” 的创作追求，与古代大师 “诗书画印皆能皆高” 的传统一脉相承。吴昌硕、潘天寿等先贤之所以能成为历史高峰，正是因为其作品是技法、学养与人格精神的高度融合，而张公者先生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行，试图在当代语境下重现这种 “文墨合一” 的艺术境界。

张公者先生认为，当代书法的创新不应是孤立的技法突破，而应是多种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合与整体升华。

这种理念在其作品中体现为多维度的艺术追求：在书体上，打破篆、隶、楷、行、草的界限，根据表达需要灵活转化；

在笔墨上，将篆刻的刀味融入笔法，使线条更具金石气与立体感；在形式上，注重作品的整体布局与视觉效果，既符合传统书法的审美规范，又适应现代展厅的展示需求。

这种系统性的创新，比单纯的技法突破更具开创性，也更能体现当代书家的时代优势 —— 正如他评价陈海良先生时所强调的，当代书家拥有得天独厚的文献资源与学术视野，能够更全面地解构传统、整合资源，这正是超越古人的重要基础。

然而，评价一位书家是否真正超越古人，不能仅看其技法与理念的创新，更要看其作品是否具备跨越时代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力量。

书法艺术的 “超越” 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比拼，而是文化积淀、精神境界与历史影响的综合较量。魏晋书家的 “尚韵” 承载着魏晋风度与人格精神，颜真卿的书法蕴含着家国情怀与忠烈气节，苏轼的作品彰显着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

这些古代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正是因为它们超越了单纯的笔墨技法，成为了特定时代文化精神的象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公者先生的书法虽然在技法创新、学养积淀与理论建构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要真正 “超越古人”，仍面临着两大考验。

其一，是精神内涵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当代书法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实用功能，转向纯艺术表达，如何在作品中注入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内涵，是所有当代书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张公者先生的作品虽兼具传统韵味与个人风格，但在精神表达的独特性上，尚未形成如王羲之 “兰亭雅韵”、颜真卿 “祭侄悲情” 那样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

其二，是历史影响的广泛性与持久性。古代大师的 “超越”，最终是由历史与时间检验的，其作品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书坛内部，更渗透到整个文化领域，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公者先生的书法目前的影响力仍主要集中在专业领域，其风格与理念尚未形成广泛的文化辐射力，能否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与检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张公者先生的 “超越理想” 毫无意义。超越不是一种标准，而是理想；不是新旧对比，而是艺术理念的革新。

王羲之曾自评 “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米芾宣称 “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这些古代大师的 “超越宣言”，本质上是艺术自信与创新精神的体现。

张公者先生的 “超越论” 与自身的艺术实践，同样彰显了当代书家摆脱文化自卑、追求艺术突破的时代精神。

在西方艺术观念冲击、传统书法面临转型的今天，这种敢于挑战传统、勇于创新的精神，比是否真正 “超越古人” 的结果更为重要。

书法艺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前进的道路，而是在传统与创新的张力中不断演进的过程。古人的成就固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当代书家也拥有古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 更丰富的文献资源、更开放的学术视野、更多元的审美需求。

张公者先生的书法艺术，正是这种时代优势的集中体现：他以深厚的传统功底为根基，以开放的创新理念为指引，以渊博的学识修养为支撑，走出了一条 “守正创新” 的艺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