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王羲之的书法，几乎立刻会陷入一个与顾恺之相似的困境，而且更为彻底：没有一件可以被确证为王羲之真笔的作品存世。《兰亭序》真迹据传随唐太宗殉葬昭陵，此后“世不复见”。今天被奉为“最接近原作”的冯承素摹本（神龙本），本质上是唐代宫廷书手的双钩填墨复制品，连卷首那方“神龙”小印也被考证为后人所添。至于《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这些藏于日本宫内厅的尺牍，同样是唐代内府的双钩填墨摹本，奈良时期随遣唐使东渡。而《十七帖》等草书经典，则以刻本体貌流传，起收笔的锋芒在刀石之间早已失真。王羲之的书法史地位，正是建立在这一整座由摹本、临本、刻本层层叠叠构筑起来的“代理系统”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事实：一个没有真迹传世的书法家，何以成为“书圣”？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入那些摹本与刻本所试图“代理”的东西。王羲之书法最核心的品质，后世用一个字来概括：内擫。沈尹默在《二王法书管窥》中辨析大王与小王之别，谓“大王是内擫，小王则是外拓”，内擫是“刚、正与静”，外拓是“柔、华与动”。所谓内擫，指笔锋在行进中向内收敛，不向外铺张，点画的起收与转折都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张力，不使笔毫散逸为外在的飞扬。这种笔法造就的是一种“刚健中正，流美而静”的面貌。它与王献之那种“笔拉开”“大开大阖”的外拓笔法构成了书法史上最早也最深刻的一组风格对立。王羲之的“中和”，不是平庸的折中，而是在法度与自由、理智与情感之间维持住一种极难维持的平衡：每一笔都在规矩之内，每一笔又都带着书写的呼吸感。
这种笔法品质，在尺牍中看得最为真切，因为尺牍是王羲之书写具体境遇的地方，而非“创作”一件作品。《丧乱帖》开篇“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笔墨由沉痛而趋激越，行书与草书的交替不是预先设计的节奏，而是“感情由压抑至激越的剧烈变化”在书写中的直接投射。《姨母帖》则保留着更多隶书的古质，用笔圆浑凝重，字字独立，与《兰亭序》的流美形成了同一书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下的巨大跨度。《初月帖》以中锋为主，结字大小不一，行距不求匀整，“随字形和性情而定”，错落跌宕的面貌恰是东晋士人“追求自然潇洒”的风气在笔下的留痕。这些尺牍证明，王羲之的“中和”并非一种固定的风格配方，而是一种在具体书写中不断被重新达成的动态平衡：越是身处丧乱、忧悴、病痛之中，那种内擫的克制就越显出它的重量。
而《兰亭序》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证据。这件被后世尊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在书写性质上其实是一份草稿。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那场雅集上，王羲之“趁着酒劲”为众人诗作撰写序文，落笔时并未以“杰作”自期。正因为是草稿，思维过程中的涂改与墨渍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第二十五行涂去“良可”二字，浓墨覆盖之处“势若崩云”；六处改写散落于全篇，与那个被反复书写的“之”字——方扁、粗细、纠连、急缓竟不相同——共同构成了一种“不经修饰的即兴美学”。后世膜拜《兰亭序》的法度，却往往忽略了它的法度恰恰生长在即兴与不完美之中。一件草稿成为“天下第一”，这件事本身就在提示：王羲之书法的力量，不在于每一笔都经过精密计算，而在于书写行为与书写者的当下状态之间保持着一种未被割断的联系。
然而，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并非仅仅由这些作品的内在品质自然生长出来。它同时是一套历史建构的产物。在唐之前，王羲之的声名远未达到独尊的程度；齐梁时期的书论对他时有保留，谢赫评顾恺之“迹不逮意”的苛刻，在王羲之的接受史中也有平行的回响。转折发生在唐太宗手中。贞观二十二年《晋书》修成，太宗亲撰《王羲之传论》，以“尽善尽美”四字定于一尊，并历数张芝、钟繇、王献之等古今书家“皆誉过其实”。帝王的定论不仅是一种推崇，更是一种筛选机制：此前史书中对王羲之的负面评价，在这一“定论”之后大多散佚不存。传为王羲之所撰的几篇书论，除《自论书》尚存较大可信度外，《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篇多被判定为六朝末至初唐的伪托。这意味着，后世所理解的“王羲之的书学观念”，有相当一部分是唐代建构“书圣”工程的组成部分，而非东晋那位书写者本人的自述。
这一建构工程留下了它自己的裂缝，而裂缝恰恰是最有意味的部分。1965年的“兰亭论辩”中，郭沫若以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书体为依据，指出王兴之墓志尚处于隶楷过渡的形态，与《兰亭序》成熟的行书面貌“相差实在太远”，因而推断《兰亭序》不可能出自王羲之之手，更可能是其七世孙智永的伪托。高二适则从刻碑与书写媒介的差异出发予以反驳。这场论辩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判定《兰亭序》的真伪，而在于它把那个一直被摹本和拓本遮蔽的问题摆上了台面：我们所说的“王羲之书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东晋那位书写者的笔迹，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后世一千余年间由帝王权力、摹拓技术、刻帖系统与批评话语共同塑造的经典？ 摹本的双钩填墨在复制线条的同时，也复制了一套关于“何为好书”的判断；刻本的刀锋在保存结体的同时，也重新规定了笔法的边界。王羲之的真迹在昭陵之下，而“王羲之”作为一个书法史范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媒介的、制度的、解释的造物。
但这并不取消那些摹本和刻本中仍然可以感知的东西。当《丧乱帖》中“痛贯心肝”几个字以越来越急促的草势连缀而下，当《兰亭序》涂改处那团浓墨以近乎暴烈的重量压在纸上，当《姨母帖》的凝重与《初月帖》的跌宕被并置在同一卷《万岁通天帖》中，观者所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像不像王羲之”的问题。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其物质载体离真迹有多远，都留下了一个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书法反复回应的结构：内擫与外拓的对立，即兴与法度的张力，书写者的当下境遇与经典地位的永恒化之间的悖论。他的真迹不在任何一件可见的作品里，而在这些问题被提出的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