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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林宇编辑|王智审核 | 朱依林 陈珏可

2026年3月2日，印度西孟加拉邦西里古里民众在体育馆外悬挂的“特别强化修订”选民名册更新名单中核查自己和家人的姓名。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2026年10月2日起，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席卷印度，国大党等反对党与新兴青年组织“蟑螂人民党”密切联动，全面质疑莫迪政府涉嫌操控印度选举委员会左右选举结果。2025年6月，印度选举委员会推出选民名册的“特别强化修订”改革，以核查选民身份的名义删除“不符合条件”者，旨在识别虚假登记的选民、防止“外国非法移民”投票，但被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偏袒执政党印人党。据披露，选举委员会已从选民名册中删除1.3亿条姓名记录。抗议者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辞职，并停止这项改革。长期以来，选举委员会被视为印度的“选举裁判员”，是印度民主制度的基石。但近些年，这一基本制度安排已被视为执政党的“政治工具”。

一、为何引发众怒

选民名册的“特别强化修订”推行不久便被曝出一系列问题。删除不符合条件的选民理应带来中性结果，但却对选举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2026年5月4日，西孟加拉邦公布邦选结果，印人党获得近70%的议席，以压倒性优势首次拿下该邦。争议的关键在于，选举委员会此前在该邦删除了超过900万条选民记录，而在删名超过5000人的187个选区中，印人党票数领先的选区达到119个。

“删名方案”的决策过程究竟是集体商议还是单人决断也遭到广泛质疑。由于选民名册修订流程十分繁琐且推进速度过快，导致部分合法选民因无法按时提交材料、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等原因被剔除出名单。选举委员会的其他两名专员对该方案多次提出异议，但库马尔置之不理。

尽管印度最高法院下令，在选民名册正式公布前，允许被删除的合法选民申诉，但此类案件截至2026年9月累计多达222.1万件。即使申诉成功，选民也要经历“地方官员认定资格”“撤销删除记录”等繁琐流程，并终因等待时间过长无法赶上选举。正因如此，反对党认为，选举委员会正通过强制决议、选择性删除选民等方式影响选举走势，使印人党获得原本并不具备的优势。

事实上，印度各界对选举委员会能否保持政治中立的质疑从未停止。例如，参选党派和候选人在大选期间须遵循《竞选行为准则》，禁止利用宗教、种姓等因素煽动对立。但在2024年大选期间，莫迪在地方演讲中无视准则要求，将穆斯林称为“渗透者”和“泛滥生育者”。国大党向选举委员会提起控诉，但后者仅给出口头警告。国大党称，大选期间针对莫迪及其阵营成员的十项投诉均未得到及时处理。

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流程透明度同样引发质疑。以2024年11月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选举为例，选前媒体大多预测拉胡尔·甘地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将赢得胜利。但不久后国大党指出，选民名册突然新增396万条姓名记录；选举总投票率也由投票截止前最后显示的58.22%，变为投票截止数小时后的66.05%，总共增加了约760万张选票，数据变化之大远超系统延迟波动范畴。事后国大党要求选举委员会提供选民名单，但遭到拒绝。

二、从“选举裁判员”到“政治工具”

印度选举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印度宪法》第324条赋予其监督和管理印度选举过程的权力，并免受行政权干预。其权限包括：组织人民院（议会下院）、联邦院（议会上院）及各邦立法议会的选举，主管印度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负责编制选民名册、认定政党资格、安排选举日程与维持选举纪律等。

1990年，被任命为首席选举专员的蒂鲁内莱·塞尚对印度选举委员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仅查明百余起选举舞弊案，还主动改革选举委员会：一是强化《竞选行为准则》的适用性，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须严格遵循准则；二是确保选举委员会能够保持最大限度的自主性，无需完全服从政府的政治意愿。这些举措极大提升委员会的公信力，但此后其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一方面，自塞尚起，选举委员会长期依赖首席选举专员的个人威望维护机构独立性。这意味着，一旦某个首席选举专员缺乏政治操守，便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选举委员会长期缺乏一套能够充分约束行政当局干预的人事遴选程序，这使其人事任命机制“有机可乘”。

2023年3月，印度最高法院决定设立一个由总理、反对党领袖、首席大法官三方组成的遴选委员会任命选举专员，试图通过三方制衡最大限度实现机制的中立自主。然而同年12月，印人党占据主导的印度议会通过《首席选举专员及其他选举专员任命、服务条件和任期法》，将遴选委员会中的首席大法官替换成由总理直接提名的内阁部长。此举使印人党在选举专员任命上获得最高话语权，在印度引发激烈争论。

三、更深层次的问题

倘若“选举裁判员”丧失独立性，谁又能够监督“选举裁判员”？近期印度多次爆发全国性抗议，反映出随着莫迪政府公信力持续走低，印度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正面临难以通过既有程序化解矛盾的困境，而这可能对印度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可能进一步冲击莫迪政府的政权合法性。2026年5月，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讽刺部分印度青年“像蟑螂一样”是“社会寄生虫”，“蟑螂人民党”随即为反讽该言论诞生，并逐渐演变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2026年7月，因印度规模最大的医学类本科入学考试爆出重大泄题丑闻，超过220万考生受到影响，印度青年响应“蟑螂人民党”的号召开展大规模游行，最终迫使教育部长引咎辞职，这也是莫迪执政12年来遭遇的最严重政治挫折之一。但“蟑螂人民党”并未因取得阶段性胜利而散去，在2026年10月再次掀起大规模抗议，这或许标志着莫迪政府长达两个任期的执政手段在第三任期不再完全有效，其危机应对能力也引发民众质疑。

二是最大反对党国大党正逐渐起势回血。印度国内不少分析人士讽刺印人党正逐渐“国大党化”，认为印人党当前的执政风格与冷战时期的国大党如出一辙——政府不再接受异见，与广大民众脱节。与之相反，国大党正逐渐变成“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印人党在执政中的各种失误给予了国大党跨议题动员的机会。若这一趋势不断发展，还可能影响2029年印度大选局势。若莫迪政府无法给出合理调查结果并恢复选民信任，其治理模式和选举制度将持续受到各界批评。而若国大党能趁机扩大反对党的社会基础，并将当前的社会不满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动员，便有望在未来的选举中取得优势。

作者简介：杨林宇，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6年11月6日文章，原标题为《杨林宇：印度“选举裁判员”陷入信任危机影响几何》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朱依林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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