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6年秋，蜀汉大将军姜维率军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会师上邽，共击魏军。但是胡济未能如期而至，姜维在段谷遭邓艾重创，“星散流离，死者甚众”。此战使蜀汉力量遭受重挫，士气大损。
《三国志·姜维传》：“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
所谓失期当斩，胡济作为失期直接责任人，理应受到严惩。然而遍查史籍，却未见其受罚记载。这一矛盾现象，值得深入探究。
一、胡济未受严惩的可能原因1. 蜀汉人才凋零的现实困境延熙年间，蜀汉将领青黄不接。胡济作为诸葛亮时期留存的老臣，虽非一流将才，却属政权核心圈层。其历任昭武中郎将、前将军、镇西大将军等职，且作为一方镇守督汉中，足见朝廷倚重。在此背景下，严惩一员方面大将，恐使本已匮乏的指挥体系更显脆弱。
2. 姜维的主动担责与政治考量段谷败后，姜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后主从之，贬维为后将军。主帅既已承担主要责任，且当时朝中反北伐声浪高涨，若再严惩荆州派元老胡济，恐激化内部矛盾。蜀汉末期，维持各派系平衡已成政治常态。
3. 军事失期的复杂成因从汉中至上邽，途中山路险峻，行军易受天气、敌情等变数影响。虽史料未详载胡济失期具体原因，但古代通信不便，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姜维也是在得知邓艾有所防备后，改由攻打祁山转为自董亭去南安、转进攻打上邽。而期间邓艾一直防守得当，对于胡济方面设防阻滞也尚属正常，单纯归咎胡济于个人过失或失之偏颇。
4. 史料记载的局限性陈寿撰《三国志》以简练著称，常略细节而重梗概。且晋承魏统，对蜀汉史料收集本就不全，关于处罚的具体记载可能存在遗漏。加之蜀汉不设史官，许多宫廷议处细节恐已湮没无闻。
二、从制度到人情的深层透视诸葛亮治蜀时，“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法度严明。然至后主晚期，此风渐弛。蒋琬、费祎执政时尚能维持大体，姜维时期则内外交困，法度执行难免受人情、势力所影响。
胡济作为诸葛亮主簿出身，与董厥、樊建等共称“良士”，在朝中自有其声望根基。且蜀汉后期，荆州派虽势微却仍具影响力，处分胡济牵动甚广。时值姜维北伐屡遭朝野反对，或有人借此败绩质疑北伐本身，而非聚焦具体问责。
胡济之事，折射出晚期蜀汉面临的典型困境：在理想法制与现实政治之间，在严格军纪与人才匮乏之间，在追责问责与派系平衡之间，难以求得完满解答。这不仅是蜀汉一国之难题，亦是历史上许多朝代晚期共同面对的治理难题。
段谷之败七年后的景耀六年（263年），蜀汉灭亡。回望这场战役，胡济失期未罚或许只是末世图景中的一个细节，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当一个政权走向衰微时，制度往往在现实面前被迫妥协，而历史的评判，也因而变得复杂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