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详细列出了西域三十六国的具体名称，包括：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秅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
这些国家根据地理位置可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分布，北道沿天山南麓延伸。按生产方式则可分为“土著”（农耕定居）和“行国”（游牧）两类。
西域各国人口稀少，总人口大约只有三十余万。他们分属不同民族，包括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氐、羌、塞、月氏、匈奴和少数汉族。
考古学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就已经到达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线。这些居民的特征是“深目高鼻”，而于阗国的居民“貌不甚胡，颇类华夏”，表明这里可能有更多民族混居。
西域的语言情况也很复杂，主要有三种语言：流行于龟兹、焉耆地区的吐火罗语；流行于于阗地区的于阗语；以及属伊朗语系的粟特语。
这些绿洲国家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有限的水源。塔里木盆地的河流大多源自昆仑山和天山的融雪，流程有限，往往消失在沙漠之中。因此，每个绿洲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
黄沙漫天的丝绸之路上，商队驼铃声声，绿洲小国的命运在匈奴与汉朝两大势力间摇摆不定，有的因忠诚而繁荣，有的因背叛而湮灭。
随着汉朝对西域的了解日益加深，汉武帝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河西走廊的打通成为控制西域的关键一步。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也为汉朝通往西域打开了通道。
汉武帝采取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即通过控制西域，切断匈奴与其西方盟友的联系。这一战略在《后汉书》中被明确记载：“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
公元前138年，当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原本的战略目标是联合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但他心中或许并未预料到，此次西行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张骞的西域之行历时十三年，行程数万里，虽然他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朝结盟，却带回了有关西域诸国、中亚乃至西亚的第一手珍贵情报。这些信息为汉朝开拓西域奠定了基础。
西域的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地区。这里有“南北大山，中央有河”的地理特征，北有阿尔泰山和天山，南有昆仑山，中间流淌着塔里木河。
这片土地上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绿洲城邦，最大的龟兹国人口也仅八万余人，小的国家只有几千居民。他们“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依靠发源于昆仑雪山的河流灌溉绿洲，形成了独特的绿洲文明。
在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之前，这些国家早已被匈奴征服。匈奴设置了“僮仆都尉”对西域进行管辖，向各国掠夺人口、索取重税，使西域成为匈奴的“重要财源”和“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
张骞的第一次西行虽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的政治目的，却为汉朝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他率领了三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携带了大量金银丝绸。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乌孙国，希望说服乌孙东归故地，与汉朝结盟共抗匈奴。虽然乌孙王没有立即答应东迁，但派遣使者随张骞回访长安，开启了西域与汉朝的正式交往。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使者“相望于道”，每年都有多批使者前往西域各国。这些使者中，既有持节的正式外交官，也有寻找商机的商人。
他们沿着天山南北两道行进，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鄯善、且末、精绝、于阗至莎车；北道沿天山南麓西行，经车师前国、焉耆、龟兹至疏勒。
楼兰和姑师这两个位于交通要道上的小国，最先感受到了汉朝使团频繁往来的压力。当汉朝使者要求他们提供粮食、饮水、向导时，这些资源有限的小国不堪重负，有时甚至“攻劫汉使”。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率领数万军队进攻姑师，同时派王恢率领轻骑七百先攻楼兰。赵破奴俘虏了楼兰王，姑师也被攻破，汉朝“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楼兰王被俘后送至长安，汉武帝当面质问他为何协助匈奴拦截汉使。楼兰王无奈回答：“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这真实反映了西域小国在汉匈两大势力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
汉武帝最终释放了楼兰王，并派遣军队在楼兰驻守，这是汉朝第一次在西域地区驻军。从此，楼兰成为汉朝进入西域的重要前哨。
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并非一蹴而就。经过数十年的军事、外交努力，直到公元前60年，汉宣帝时期才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汉朝正式将西域纳入行政管辖范围。
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驻地在乌垒城。《汉书·郑吉传》记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这句话准确概括了汉朝开拓西域的过程。
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这意味着都护不仅管理西域各国事务，还负责对外交和军事事务。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西域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之前，西域各国“自相分割”，处于不断分化组合的状态。汉朝的介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但各国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
都护府设置后，汉朝开始在西域实行屯田政策，既解决了驻军粮草问题，也传播了中原的农业技术。公元前48年，汉元帝又设立了戊己校尉，专门管理车师地区的屯田事务。
屯田的成功使汉朝在西域有了稳固的立足点。特别是车师前王庭地区的屯田，为维护丝绸之路北道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王莽建立新朝后，改变了西汉对西域的怀柔政策，“贬易侯王”，将西域各国的王降格为侯。这一举措引发了西域各国的普遍不满，“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
西域各国重新臣服于匈奴后，才发现境况比之前更加艰难。“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各国怀念汉朝统治时期的相对宽松政策。
东汉建立后，建武年间（公元25-57年），西域各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他们希望东汉能够像西汉一样，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保护他们免受匈奴压迫。
然而，光武帝刘秀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竟不许之”。这一决策使西域各国大失所望，不得不继续忍受匈奴的统治。
东汉初期对西域的消极政策，导致莎车王贤趁机崛起，试图统一西域。他“诛灭诸国”，征服了许多西域小国。贤死后，西域各国“更相攻伐”，陷入混乱状态。
小宛、精绝、戎庐、且末被鄯善兼并；渠勒、皮山被于阗统治；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则被车师所灭。西域各国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形成了新的力量格局。
公元73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军北征匈奴，夺取了伊吾卢地（今哈密地区），设置了宜禾都尉进行屯田，“遂通西域”。于阗等西域国家纷纷“遣子入侍”，表示归附。
自王莽时期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到此时已经过去了六十五年。班固在《后汉书》中特别记载：“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东汉重新打通西域的道路并不平坦。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焉耆和龟兹两国趁机攻击西域都护陈睦，“悉覆其众”。与此同时，匈奴和车师联合围攻戊己校尉耿恭。
新任皇帝汉章帝面对西域危局，采取了收缩政策，“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他召回了戊己校尉，不再派遣西域都护，并罢免了伊吾的屯田。
在这一片混乱中，一个人的坚持改变了西域的历史进程，他就是班超。当东汉政府准备全面撤出西域时，班超主动请求留在西域，“绥集诸国”。
班超最初只有三十六名随从，但他凭借卓越的外交手腕和军事才能，逐渐在西域打开了局面。他深知西域各国并非铁板一块，各国之间、各国与匈奴之间都存在矛盾。
于阗国是班超争取的第一个重要国家。当时于阗国刚刚攻破莎车国，正值强盛时期，对东汉使者态度傲慢。该国巫师甚至宣称汉使的马能祭祀天神，要求班超献马。
班超假意答应，却在巫师取马时将其斩杀，把首级送给于阗王。于阗王早已听闻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威名，大为惊恐，立即攻杀了匈奴派驻的监护使者，归附东汉。
疏勒国是班超争取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当时疏勒被龟兹控制，龟兹王依靠匈奴支持，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班超派手下田虑前去招降，嘱咐他：“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服从，若不投降，便可执之。”
田虑到疏勒后，兜题见他人少，果然不加防备。田虑乘其不备，劫持了兜题，疏勒国因此归附东汉。班超重新立了疏勒前王的侄子为王，深得疏勒人心。
公元80年，班超上书汉章帝，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的战略。他认为西域多数国家愿意归附汉朝，只有焉耆、龟兹等少数国家未服，建议联络乌孙等国共同对付这些顽固势力。
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派徐干率一千士兵增援班超。有了这支力量，班超更积极地经营西域。他先后平定了莎车、疏勒等地的叛乱，击退了大月氏的入侵，威震西域。
公元89年至91年，东汉大将军窦宪连续大破北匈奴，迫使北单于西逃。这一系列胜利为班超最终平定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91年，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任命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它乾城。同时复设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驻车师前部高昌壁。
公元94年，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八国军队七万余人，讨伐尚未臣服的焉耆、危须、尉犁三国。他采取诱捕策略，邀请三国国王赴会，在宴会上将他们全部逮捕，随后斩首示众。
班超另立亲汉的新王，终于平定了西域全境。《后汉书》记载：“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西域各国纷纷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表示归顺。
甚至远至条支、安息等“四万里外”的国家，也“皆重译贡献”。班超还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走到西海（波斯湾）岸边才返回。
然而，西域的和平局面并未持续太久。公元107年，汉和帝驾崩后，“西域背叛”。各国纷纷起兵反抗东汉统治，围攻西域都护任尚、段禧等人。
东汉朝廷认为西域“险远，难相应赴”，诏令罢免西域都护，放弃了西域。北匈奴趁机重新控制西域各国，“共为边寇十余岁”。
公元123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提出经营西域的上、中、下三策。尚书陈忠支持他的建议，强调“西域内附日久”，各国“不乐匈奴慕汉”。他认为放弃西域会导致“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胁河西四郡安全。
汉安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五百人驻扎柳中。班勇是班超之子，继承父志，再次平定了车师等国。
自东汉建立至汉顺帝时期，西域经历了“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这种反复充分说明了经营西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公元127年，班勇联合敦煌太守张朗，分兵两路进攻焉耆。张朗抢先到达焉耆，焉耆王投降。班勇因未能按期到达被免职，东汉也错失了彻底平定西域的机会。
尽管如此，班勇的功绩仍然值得肯定。他撰写的《西域记》被范晔收录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成为研究东汉时期西域情况的重要资料。
东汉后期，随着中央政权衰微，对西域的控制逐渐松弛。“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西域各国又开始相互攻伐，不再听从东汉号令。
公元175年，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国杀害。公元153年，车师后王反攻东汉屯营。这些事件标志着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已名存实亡。
尽管如此，两汉四百余年经营西域的成果并未完全消失。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
汉族移民、屯田士兵与西域各民族通婚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交融。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传入西域，西域的葡萄、苜蓿、胡桃、石榴传入中原，丰富了双方的物质文化生活。
佛教也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东汉时期，西域的于阗、龟兹等地已成为佛教中心，不少西域僧人到中原翻译佛经、传播佛教。
西域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也传入中原，受到汉朝宫廷和民间的喜爱。胡琴、琵琶等乐器丰富了中国的音乐传统。
随着汉朝衰落，西域各国也迎来了各自的命运转折。有的被强大邻国兼并，有的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只有少数国家名称和民族延续下来。
鄯善（原楼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在魏晋时期仍然繁荣。但公元4世纪后，由于塔里木河改道，罗布泊萎缩，楼兰绿洲逐渐被沙漠吞噬，最终成为废墟。
于阗国在唐代仍然是西域大国，信仰佛教，文化发达。公元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成为主要宗教，于阗文化逐渐伊斯兰化。
龟兹国以音乐舞蹈闻名，龟兹乐对隋唐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时曾经过龟兹，记载了该国佛教的繁荣。龟兹后来被回鹘人建立的政权取代。
车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前国位于吐鲁番盆地，后国位于吉木萨尔地区。车师人后来融入回鹘等民族中，他们的故地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中心。
疏勒国位于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公元10世纪后，随着伊斯兰教传入，疏勒逐渐伊斯兰化，成为喀喇汗王朝的重要城市。
精绝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小国，位于尼雅河流域。这个国家在东汉后期已经消失，直到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精绝古国才重新为世人所知。
小宛、戎卢、渠勒、乌秅等小国，由于国力弱小，很早就被邻国兼并，几乎没有留下独立的历史记载。它们像沙漠中的小水洼，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干涸。
大宛国以“汗血马”闻名，汉武帝曾两次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大宛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不在狭义的新疆范围内，但通常也被视为西域国家。
这些绿洲国家的兴衰史，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更迭与交融。它们像珍珠一样串联在丝绸之路这条项链上，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西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