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讲述了由于近代中日两国在“历史环境与制度约束”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山县有朋与袁世凯截然不同的作为和表现。下篇继续从“国家目标、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方面的差异，具体分析山县有朋与袁世凯截然不同的作为和表现。

山县有朋（左三）

山县有朋：“富国强兵”目标下的才干“正用”

山县有朋的所有举措，都围绕着日本“富国强兵”的核心目标展开——这一目标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全国上下的共识，也是他个人才干得以发挥的根本前提。

他的“才干”本质上是“为国家目标服务的能力”，而非“为个人野心谋利的手段”。

在军事改革方面，山县有朋为国家打造“战争机器”。

山县有朋的军事改革，核心是建立一支能够对抗西方列强、维护国家主权（或实现对外扩张）的现代化军队。

1873年《征兵令》的颁布，使日本摆脱了传统武士兵役制的束缚，实现了“全民皆兵”，军队规模从幕末的数万人扩大到甲午战争前的24万人。

他引入德国陆军制度，建立了“师团制”“参谋本部”等现代化军事体系，使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得到质的提升。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陆军凭借山县有朋建立的军事体系，击败了装备精良但制度落后的清军；在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再次击败俄国陆军，确立了在东亚的军事优势。

山县有朋的军事改革，虽然带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色彩，但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确实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日本通过这两场战争，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压迫，成为东亚强国，获得了广阔的殖民地与市场。

从日本的历史环境来看，山县有朋的军事才干被视为“国家之福”，他本人也被奉为“陆军之父”“国之功勋”。

在对外政策方面，山县有朋为国家拓展“生存空间”。

山县有朋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著名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主权线”指日本本土，“利益线”指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主要是朝鲜、满洲）。

他主张，日本要维护国家主权，必须控制“利益线”，否则“主权线”将受到威胁。

这一理论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指导思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略行为，都是在具体实践这一理论。

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看，山县有朋的对外扩张政策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证。

但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这一政策确实推动了日本的崛起——日本通过对外扩张，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与市场，促进了国内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在日本国内，山县有朋的对外政策被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举，他本人也被视为“民族英雄”。

袁世凯照片（前排中间小个子）

袁世凯的才干不可谓不强——他的军事组织能力、政治手腕、行政效率，在清末民初的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他的才干始终服务于个人野心，而非国家目标，最终导致“才干越大，危害越大”。

在军事建设方面，袁世凯为个人打造“权力资本”。

袁世凯创建的北洋新军，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其装备、训练、战术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但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不是“国家军队”，而是袁世凯的“私人武装”。

他通过控制军饷、任免军官、培养个人崇拜等手段，将北洋新军打造成绝对服从自己的工具。

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一边逼迫清帝退位，一边压制革命党，最终夺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民国初年，他又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镇压反对者，破坏共和制度，试图建立个人独裁。

袁世凯的军事才干，本可以成为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力量，但他却将其用于个人权力争夺，导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是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开端，但也是军阀割据的根源。他的才干，没有用来建设国家，反而用来破坏国家。”

在政治运作方面，袁世凯为个人谋取“最高权力”。

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极为高明，他善于利用各方势力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在清末，他游走于洋务派、顽固派、维新派之间，既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又获得荣禄、慈禧的信任。

在辛亥革命中，他一边与清廷讨价还价，一边与革命党谈判，最终成为最大赢家。

但他的政治运作始终围绕着个人权力展开，从未考虑过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个人野心达到顶峰，也是他个人才干“误用”达到了极致的表现。

为了实现称帝目标，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不惜镇压反对者，制造“宋教仁案”等一系列血案；不惜欺骗民众，伪造“民意”，声称“国民皆愿袁氏称帝”。

然而，他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护国战争爆发后，北洋军内部也出现分裂，最终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在绝望中病亡。

明治维新时期军事改革

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国家主义的融合。

山县有朋的行为选择，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国家主义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强调“忠诚、勇敢、责任、牺牲”，而明治维新后，这种精神被改造为“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武士的忠诚对象从藩主转向天皇与国家，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否，取决于是否为国家利益做出贡献。

山县有朋作为下级武士出身，自幼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熏陶，将“为国家牺牲”视为最高荣誉。

他在军事改革中以身作则，亲自参与战争指挥；在政治生涯中，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从未谋取个人私利。

这种精神境界，使他能够在权力巅峰保持清醒，避免个人野心膨胀。

此外，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也对山县有朋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在于融入集体、为集体做贡献。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形成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集体，山县有朋的所有举措都围绕着这一集体展开，他本人也将自己视为国家集体的一员，而非独立于集体之外的“独裁者”。

中国：儒家思想与官僚文化的异化。

袁世凯的行为选择，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官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忠、孝、仁、义”，但在清末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思想被异化为“忠君”与“个人功利”的结合——官僚的忠诚对象从“天下”转向“君主”与“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否，取决于是否获得权力与财富。

袁世凯作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自幼受到儒家思想与官僚文化的熏陶，将“升官发财”视为人生目标。

他在政治生涯中，始终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准则，为了获取权力，不惜背叛君主、出卖国家利益；为了巩固权力，不惜镇压异己、破坏制度。

这种价值取向，使他在追逐权力巅峰中迷失自我，最终被个人野心吞噬。

此外，中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此处指缺乏国家和集体意识的个人功利主义）也对袁世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清末的政治失序中，这一理想被扭曲为“个人权力至上”——官僚们缺乏集体意识与国家观念，只关注个人权力与家族利益。

袁世凯的行为，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体现——他将国家视为个人权力的“战利品”，而非需要守护的“集体家园”。

袁世凯晚年

山县有朋：“民族英雄”与“战争罪犯”的双重标签。

山县有朋的历史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在日本，他被奉为“明治维新的功臣”“日本近代化的奠基人”，其军事改革与对外政策被视为日本崛起的关键；但在亚洲其他国家，他被视为“军国主义的鼻祖”“战争罪犯”，其对外扩张政策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这种评价差异的根源，在于评价视角的不同——日本从“国家利益”视角出发，肯定了山县有朋对日本崛起的贡献；而亚洲其他国家从“历史正义”视角出发，批判了他的侵略行为。

但无论如何，山县有朋的行为始终在日本的时代环境与制度框架内进行，他的“才干”确实服务于日本的国家目标，这也是他被日本视为“功勋人物”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窃国大盗”与“改革先驱”的争议性评价。

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同样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他是“窃国大盗”“复辟帝制的野心家”，破坏了共和制度，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袁世凯是“改革先驱”，他的小站练兵、清末新政等举措，推动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与政治改革。

这种争议的根源，在于袁世凯行为的“复杂性”——他既有推动改革的积极一面，也有破坏共和的消极一面。

但从历史潮流来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行为，违背了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型的历史趋势，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他被主流历史评价定为“反面人物”的根本原因。

山县有朋与袁世凯的迥异命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个人才干的价值，不在于才干本身的大小，而在于是否与时代环境、制度框架、国家目标同频共振。

山县有朋的成功，本质上是他的才干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天皇至上”的制度框架、“集团主义”的文化传统高度契合的结果。

而袁世凯的失败，本质上是他的才干与中国清末民初“共和转型”的时代需求、“制度真空”的政治环境、“个人功利”的文化传统严重背离的结果。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山县有朋与袁世凯的命运是近代东亚两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日本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框架，将个人才干引导到国家目标的轨道上，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中国由于制度转型失败，个人才干失去了约束，导致国家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