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小眉

从2023年开始，大衣哥的演出生涯就不再顺利，那一年，他头一次因为举报丢掉了演出，虽然当时举报他的人在调解时写下了保证书，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直到2026年10月，围绕着大衣哥的纠纷依旧存在，他不得不为自己维权。

麻烦的由头，是一顶被人反复扣上来的帽子：劣迹艺人，朱之文在接受有关渠道采访时说得很直白，他每到一地商演，举报就跟着到哪。

有时候人已经到了后台，衣服换好了，临上场前主办方匆匆赶来叫停；还有一次他已经刷了身份证进了高铁站，排队等着上车，电话来了，演出取消，原路返回。

这些取消不是零星的，近2个月里，朱之文手里被推掉的商演有十五六场，原本1个月能接的场次，缩到了六七场。

对一个靠舞台吃饭的草根歌手来说，这不是面子问题，是日子问题，商演是他最实在的收入来源，一场接一场地黄掉，断的是生计。

举报是怎么运作的，从公开的信息里能看出一些轮廓，有黑粉建了群组，专门盯着朱之文的演出动向，他到哪个城市，投诉电话就往哪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和主办方打，口径高度统一，翻来覆去就是“劣迹艺人”4个字。

有人还往现场跑，放炮滋扰，给主办方添乱，代理此事的杨安明向外界描述得更具体：群组里统一话术，断章取义地翻出朱之文以前说过的话，号召成员集中拨打12345政务热线、在平台留言，甚至直接联系负责人施压，还有人放话“不取消演出，就在现场制造事端”。

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事实：翻遍公开信息，没有任何一级官方部门给朱之文发过劣迹认定，也没有处罚通报或立案通知。

台儿庄那场演出，当地文旅部门核查后明确说演出没问题，可举报电话打得太密，主办方怕惹舆情，最后还是把活动撤了。

主办方的算盘不难理解，核实要花时间，万一闹出动静得不偿失，赔一点违约金取消演出，反而是最省事的选择，举报的人未必真信那顶帽子，但只要能搅浑水，目的就达到了。

朱之文这次没有再忍，10月26日，代理此事的杨安明确认，朱之文一方已经就最新一波恶意举报和威胁行为报警，公安部门介入，代理人士的说法是“严肃追责”。

团队正在固定通话记录、群聊截图、政务热线反馈和主办方函件，后续视情节走相应程序，代理人士把这些做法归了一个性：超出了正常监督的范畴，属于干扰商业活动、挤占公共资源的“软暴力”。

这不是朱之文第一次跟网暴者面对面，2025年11月，江苏徐州一家法院一审宣判，一名连续4年发布侮辱、诽谤视频的女子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

那场官司他赢了，也说过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可赢了一场官司，并没有让举报电话停下来。

前几年有人经法院调解写过保证书，承诺不再捣乱，消停了大半年，举报又卷土重来，道歉他收过，保证书他见过，演出照旧黄，于是他这次把话说明白了：不接受道歉。

回到朱楼村的朱之文，地里还有活要干，家里几亩田，玉米和麦子轮着种，他对着镜头报过自己的真名和门牌号，反问举报者敢不敢也报出来。

他说唱不了歌就回家种地喂鸡，不欠谁的，也不怕谁，这话听着硬气，底下藏着的其实是一层很朴素的东西：一个人被反复掐住饭碗，总得有个地方把是非掰扯清楚。

举报本身不是坏事，投诉渠道本就是给群众反映真问题用的，可同一套话术被批量复制，“劣迹”二字随手贴在从未被官方认定过的人身上，味道就变了。

当主办方连核实的力气都不愿花就先撤为敬，受影响的就不只是朱之文一个人的麦克风，他还能回村种地，那些没有几亩田可退的人呢。

从公开信息看，这场风波里没有真正的赢家，举报电话占用了本该处理真实诉求的公共资源，主办方损失了已经投入的筹备成本，朱之文丢掉的是实打实的演出机会，至于那顶帽子成不成立，最终还得看官方认定和调查结果，而不是谁的电话打得勤。

公安已经介入，接下来要看的，是那些群聊截图和通话记录能不能把这条“举报流水线”还原出来，以及“软暴力”这3个字在实际处理中到底该怎么落地，朱之文的麦克风还能不能稳稳当当地响下去，朱楼村的地他照样种，答案不会从电话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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