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国那会儿，社会风气新旧混杂，婚姻事儿常常出人意料。钱大钧这个人，在国民党那边算得上是个要角儿，他娶了欧阳家两姐妹的事儿，传得挺广。起因是1928年，他当上海警备司令那阵子，老婆欧阳藻丽得了一种重病。上海的医院跑了个遍，中药西药都试了，病情不但没见轻，反而越来越糟。医院那边病危通知下了好几回，大家都觉得她没几天了。

欧阳藻丽自己也知道大限快到，她最放不下的是家里的孩子。丈夫年纪正壮，肯定得续弦，可外人进门，孩子容易吃亏。她想了想，就把丈夫叫过来，口头交代后事儿，说自己走了以后，让他娶自家妹妹欧阳生丽。这样一来，孩子有姨妈管着，亲上加亲，不会出岔子。她又把这话说给父母和妹妹听。父母年纪大，见闺女病成这样，也就应了。欧阳生丽那年刚满十七，从学校回来，听到这安排，也没推辞。

欧阳生丽就这么进了钱家门，名义上是照看姐姐。时间一长，她跟钱大钧走得近，两人之间的事儿就瞒不住了。没想到，欧阳藻丽的病忽然好转起来，经过几个月调理，她彻底好了，出了医院回家。回家一看，妹妹跟丈夫已经那样了。她问清楚后，只能认了这个局面。妹妹身子给了姐夫，再想嫁别人难上加难，会丢家族的脸。

妹妹那边提出，姐妹俩一起跟着钱大钧过日子。欧阳藻丽没别的法子，就同意了。可父亲欧阳耀如不干，他是老派人，觉得两个闺女跟一个男人，传出去丢人。他打算把欧阳生丽送到日本去读书，拉开距离断了念头。钱大钧听说这事儿，急眼了，在街上闹腾，撞墙要寻短见。幸好身边副官拉住，才没出大事儿。

这事儿闹大后，欧阳耀如夫妇一看女婿这样，也考虑到小闺女的前途，只能捏着鼻子认了。1929年，钱大钧正式把欧阳生丽娶进门，当二夫人。从这儿起，家里就成了姐妹俩共处一室的格局。外人看来新鲜，钱大钧坐中间，一左一右两个夫人。欧阳藻丽管家内事儿，照看孩子。欧阳生丽年轻，爱打扮，常跟着钱大钧出门应酬，帮着在社交圈里露脸。

这安排在当时不算太离谱，民国法律虽说一夫一妻，可对有势力的家伙约束不大。钱大钧官儿不小，别人议论归议论，也没人管。家里表面上和气，姐妹俩各管各的，互相不掺和。仆人传话办事儿，日子就这么过下来。钱大钧那年头正忙着军务，家里的事儿交给两个夫人打理。

同年，钱大钧调去武汉军官学校当教育长。学校里学生听说他娶姐妹的事儿，有人贴诗讽刺，说他跟新生活运动不搭调。学校查了查，没抓到人，也就搁下了。钱大钧没受太大影响，继续干他的事儿。1935年，他升到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兼侍卫长。1936年西安事变，他受了伤，后来晋升陆军上将。

1938年，他当航空委员会主任，管空军那摊子事儿。1945年抗战结束，他出任上海市市长，忙着接收工作。家里还是老样子，欧阳藻丽在家操持，欧阳生丽陪着出席活动。姐妹俩的关系没闹出过大矛盾，各自守着份儿。钱大钧在外头风光，回家有俩夫人伺候着。

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钱大钧跟着去了，带上欧阳生丽。欧阳藻丽不愿意离土，留在大陆独自过日子。两人从此分隔两岸，没再联系。欧阳藻丽在大陆住了几年，就没了。钱大钧在台湾当了些闲职，像中央评议委员、战略顾问什么的。欧阳生丽一直跟着他，照看日常。

钱大钧晚年没再折腾，1982年在台北病逝。那时候他九十岁，欧阳生丽守在他身边。整个事儿从1928年病起，到后来分家，跨越几十年。民国那时代，家庭事儿常常夹杂权势和无奈。钱大钧娶姐妹，本是病中安排，结果成了一辈子的事儿。欧阳家姐妹就这样绑在一起，过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