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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鸿方世玉张三丰,为何霍元甲才是中国人心中最真实的武术?

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大概都藏着一段黑白电视机前的时光。那会儿万人空巷,就为等那一声“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嘹亮歌声。屏

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大概都藏着一段黑白电视机前的时光。那会儿万人空巷,就为等那一声“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嘹亮歌声。屏幕里的霍元甲,飞脚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那一刻,多少人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那记飞脚,直起了弯曲太久的脊梁。

可当我们从激昂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回头再去打量那些同样名震四海的武林人物——

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踢得潇洒,可那更像是岭南旧梦里的传说,隔着蒙蒙烟雨,看不太真切;

方世玉的少林十虎故事,市井味儿浓,但打来打去,总透着民间话本的演义气息,像是一碗滚烫的江湖麻辣烫,过瘾却未必求真;

张三丰,那是武当山巅的云,是紫气中的仙影,活了两百多岁,早已是半人半神,我们只有仰望的份儿,没法儿把他当成身边人。

唯独霍元甲,不一样。

他好像就站在历史的拐角处,身后是延续千年的封建帝制,眼前是轰鸣而来的近代工业文明。他穿着灰布大褂,拖着那条长辫子,从天津静海的小南河村走出来,走进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走进我们的心里。

他不飘渺,不魔幻,更不遥远。他身上那股子劲儿——不服输的劲儿、想要证明点什么的劲儿、甚至包括他那充满争议的死,都让今天的我们感到亲切,感到可信。

咱们今天,就坐下来,泡一壶茶,好好聊聊这个真实的霍元甲,一个有血有肉、会生病、会生气,甚至有些事做得并不那么“完美”的天津汉子。

那个不被看好的病孩子,偷拳偷出一片天

关于霍元甲的身世,正史的记载寥寥,好在还有地方志和民国笔记小说里的只言片语,能让我们拼凑出他早年的模样 。

1868年1月18日(也有说是19日),霍元甲出生在直隶静海县小南河村 。这个地方,今天属于天津西青区,离那个后来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深圳相隔千里,当时只是一片盐碱地上的普通村落。霍家不是寻常农户,是镖师世家,祖传的“秘宗拳”在沧州一带很有名气,传到霍元甲父亲霍恩第这辈儿,更是凭着这身功夫在津门镖局行里挣下了不小的名头 。

可偏偏这个霍元甲,打小就不被看好。

家里兄弟十个(有说兄弟五人),个个虎头虎脑,就他从小体弱多病,长得也比同龄孩子瘦小 。霍恩第是走镖的,刀头舔血,深知这行当的凶险,身体是本钱。他一看这四小子,心里就犯嘀咕:这身子骨,练武怕是会伤了根本,将来不仅不能光耀门楣,弄不好还得把命搭进去。于是,父亲下了一道死命令:霍元甲不许习武,只许读书。

这就像一头狼,被关在羊圈外,看着里面的同类撕咬翻滚,那心里得多痒痒?

可霍恩第低估了这个儿子的心气儿。《梵天庐丛录》里记载得生动,霍家有个习武的屋子,那是家里的禁地。霍元甲白天不敢进去,就偷偷在墙上挖个小洞,趴在洞口往里瞧,把父亲教哥哥们的招式、套路,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 。到了晚上,等家人都睡熟了,他就溜到村外的枣树林里,对着月光,把偷学来的功夫一遍一遍地练。

这事儿他干了十多年。

十多年啊,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一个不被允许练武的孩子,凭着这股子倔劲儿,愣是把霍家的拳法全学了个遍。而且,因为他体弱,为了能跟上哥哥们的进度,他付出的辛苦要多得多。也正因为他没被父亲“规范化”地教导,反而让他对这些招式有了自己的理解。后来他的拳法自成一派,人称“迷踪艺”,讲究的就是“灵活多变,神出鬼没”,这份灵动,或许就来自当年那段“偷学”的经历 。

直到他二十来岁时,有一次村里几个地痞欺负人,霍元甲实在看不过去,出手教训了他们。这一出手,把几个膀大腰圆的混混打得满地找牙,也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霍恩第这才知道,原来这个最不被看好的儿子,才是家里功夫最高的那个。

这事儿听着像传奇,但我信。这是一种压抑后的爆发,是一种不被认可后的自我证明。比起那些天纵奇才的神话,这种“逆袭”的剧本,更有人情味,也更能打动我们这些普通人。谁还没点不被看好的时候呢?霍元甲的故事,一开始就给足了咱们希望。

大力士的“影子”对手:从未真正出手的威名

真正让霍元甲名满天下的,是几次与外国大力士的较量。但这里我要说点可能让您大跌眼镜的事儿——终其一生,霍元甲很可能从未跟这些“大力士”真正交过手。

先是在天津。1901年,有个叫斯其凡洛夫的俄国大力士来天津卖艺 。那个年头,外国人到中国来,无非是觉得这地儿人傻钱多,好糊弄。这位俄国人在报上登广告,吹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言语间对中国人颇多轻蔑。霍元甲一看就火了,带着徒弟刘振声就找上门去。

可到了那儿一看,所谓的“大力士”,其实更像是今天的健美先生加杂技演员。表演的是举哑铃、卷铁板、身上站人那一套。霍元甲提出要比武,这位俄国人却开始支支吾吾。最后的结果,大家听过的版本是“大力士被吓跑”。但根据当时一些笔记的记载,更可能的情况是,霍元甲通过翻译向对方表明了身份和来意,并提出要按照中国武术的规则来打,对方一听要真打,而且对手还是个练家子,立马就怂了,登报修改了广告词,这事儿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

1909年,霍元甲到上海,闹出的动静更大。这回的对手是个叫奥皮音的英国大力士,在张园摆下擂台 。同盟会的陈其美、农劲荪这帮人正想找点事儿来振奋一下民心,一看这机会,立马请霍元甲南下。报纸上一通宣传,把霍元甲捧成了民族英雄,要和西方大力士一决高下。比武那天,据说张园里里外外挤了上万人。结果呢?奥皮音根本没来,据说也是被霍元甲的名头吓跑了 。

霍元甲后人接受采访也承认,霍元甲这两次与外国大力士的交锋,其实都是“不战而胜” 。

真正上了擂台的对手,反倒是自己人。在张园那次,因为洋人没来,为了不扫观众的兴,霍元甲就让徒弟刘振声上台,和几个上台挑战的中国武师比划了几下 。甚至还有记载,有个姓赵的和一个姓张的武师,因为不服气,跟霍元甲师徒动了手,结果被打败 。

这事有意思了。一个后来被塑造成“痛打洋鬼子”的英雄,其实压根儿没跟洋人在擂台上动过手。那他的名声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恰恰是霍元甲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真实”的地方。

在那种积贫积弱的年代,老百姓太需要有一个能站出来替咱们出气的英雄了。那些外国大力士的狂妄自大,是真的;他们看不起中国人,也是真的。而霍元甲敢于站出来,递上名片,约定比武,这份胆气,就已经足够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提气。洋人不敢应战,灰溜溜地跑了,这比在擂台上真打一场,效果可能更好——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给了老百姓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茶馆酒肆里,说书人会怎么讲这个故事:“那俄国大力士,长得跟铁塔似的,一听说津门霍元甲来了,吓得屁滚尿流,连夜就跑了!”

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局,带着几分戏剧性,也带着几分我们阿Q式的胜利,但背后折射的,是整个民族渴望被尊重、渴望挺直腰杆的朴素情感。

霍元甲没有主动去神话自己,他只是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你瞧不起中国人,我就让你瞧瞧。至于对手跑没跑,那是后话。这份勇气,比他在擂台上打赢一个不知名的外国艺人,要重得多。

精武门不是“门”:一个革命者的体育理想

霍元甲一生最大的功业,不是打败了谁,而是创立了“精武体操会” 。我们今天看电影,总觉得“精武门”是个像“少林派”、“武当派”一样的江湖门派,是霍元甲开山立柜的堂口。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

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武术门派 。它的创办者,除了霍元甲,背后站着一批人:农劲荪、陈其美、陈公哲、陈铁生 。这些人是干嘛的?他们是革命党,是同盟会会员 。陈其美是谁?是蒋介石的大哥,是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的功臣。这帮人办精武会,表面上是提倡武术,强身健体,骨子里是想要培养革命力量,是为推翻满清做准备。

1910年6月,精武体操会在上海闸北的王家宅正式成立 。霍元甲担任总教习,教授拳术。但他教的,早已不是霍家祖传的“秘宗拳”那一家之物。在精武会,不同流派的武术家汇聚一堂,螳螂拳、鹰爪拳、功力拳……各门各派的功夫都能在这儿学到 。打破门户之见,公开武术秘密,这是霍元甲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他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中国人被骂作“东亚病夫”,就是因为体质太弱,要想强国,非得让全民都强壮起来不可。而要全民习武,就得把武术从秘密的师徒传授,变成公开的现代体育教育 。

这就是精武会与旧式武馆最大的不同。它有自己的会徽(三星会徽,代表体、智、德),有自己的会训,甚至编撰了统一的教材,实行分班教学 。这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在当年可是石破天惊的事儿。武术,第一次从江湖草莽,走进了学校,走进了现代社团。

所以,别再管人家叫“精武门”了,那是电影为了戏剧冲突起的名字。霍元甲做的,恰恰是“破门”的事儿,是把原本封闭、保守的武术世界,砸开一扇窗,让阳光照进来。

这一点,我每次读到都觉得特别感慨。一个人的格局,不看他能守住什么,而看他能打破什么。霍元甲从一个保守的镖师家庭走出来,最后却成了打破武术门户的第一人,这份心胸,让他从一介武夫,变成了真正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要把“尚武精神”变成一种国民精神,要让四万万同胞都变成强健的“健儿” 。这份理想,即便今天看来,依然让人动容。

死亡迷雾:被“烂肺药”终结的侠者?

就在精武会刚刚步入正轨,霍元甲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1910年9月14日,他却突然去世了,年仅42岁(有说43岁) 。

关于他的死,历来是谜。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日本毒杀说”。这个说法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 。小说里写,霍元甲与日本柔道会的人比武,挫败了对方,对方怀恨在心,设下毒计。在霍元甲患有咳血症时,一个叫秋野的日本医生主动上门,说是能治此病,结果给的是“慢性烂肺药”。霍元甲服药后病情加重,不久去世。等他死后,弟子们拿着剩下的药去医院化验,才知道是毒药,而那个日本医生早已逃之夭夭 。

这个说法太有戏剧性了,英雄死于阴谋,悲情又壮烈,所以被各种影视作品广泛采用,几乎成了“信史”。1919年精武会自己出版的《精武本纪》里,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 。

可另一派说法,同样有根有据。精武会的核心创始人之一陈公哲,在1957年写的《精武会五十年》里,对这件事有详细的回忆。他明确说霍元甲“原患有咯血病”,而且这病是从小练气功不当留下的老毛病,时好时坏。那个日本医生确实是来卖过药,霍元甲也确实买了、吃了,但陈公哲并没有直接说是日本人下毒,只是说霍元甲服药后“病转加剧”,言下之意,或许是日本人的药不对症,甚至是误诊,但未必是存心下毒。他还指出,霍元甲因为常年患病,面色蜡黄,所以才有个外号叫“黄面虎” 。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

我在一堆史料里,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上世纪80年代末,天津修葺霍元甲墓时,据说在遗骨上发现了黑斑,有人以此作为“中毒”的佐证 。但这东西做不得准,毕竟过了七八十年,土壤里的微量元素、骸骨自身的变化,都可能形成黑斑。

我个人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解读:霍元甲确实有病,而且是当时很难治的肺病(可能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这病本身就是绝症。日本医生秋野的出现,很可能不是空穴来风,应该确有其人,也确实上门卖过药。但秋野是存心毒杀,还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而开的虎狼之药,抑或就是水平不济的庸医误人性命,这就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在那个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一个日本医生治死了中国的民族英雄,无论主观意图如何,民众都会倾向于相信这是“阴谋”。

霍元甲的死,笼罩在历史的迷雾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死得太早了,早到精武会才刚刚发芽,早到他还来不及看到自己播下的种子会长成怎样的大树。

被创造与被想象的“陈真”

说到霍元甲,就绕不开另一个人——陈真。

这个名字,在无数影视剧里,是霍元甲最得意的门生,是精武门的顶梁柱,是那个踢碎“东亚病夫”牌匾、为师父报仇、最后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

但真实的历史是:根本没有陈真这个人 。

陈真是完全虚构的人物。他的原型,可能是霍元甲的徒弟刘振声。刘振声确实存在,也确实武功高强,在霍元甲与人对擂时,他多次代师出战,表现不俗 。但刘振声没有单枪匹马去日本武馆踢馆,也没有被乱枪打死。据记载,霍元甲去世后,刘振声后来落发为僧,出家了 。

那么,“陈真”是怎么来的呢?这要归功于编剧们的生花妙笔。1972年,李小龙拍《精武门》,需要一个极具爆发力和悲剧色彩的角色,于是陈真诞生了。他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香港影坛,也划破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他怒吼着把“东亚病夫”的牌匾踢回给日本人,他一个腾空双脚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踢碎,这些镜头,成了永恒的经典。

从那以后,陈真就成了霍元甲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的《霍元甲》电视剧,又给陈真加上了更丰富的身世和情感,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复仇者,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很有意思。历史缺位的地方,想象就进来填补。因为我们太需要陈真了。在那个屈辱的年代,我们不但需要一个有威望、能镇得住场面的师父(霍元甲),更需要一个血气方刚、敢打敢拼、不顾一切的年轻人(陈真)。他替我们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替我们出了那口憋在胸口几百年的恶气。

所以,即便知道陈真是假的,我们也愿意相信他存在过。这已经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情感的真实。

这种“情感真实”,反过来又巩固了霍元甲的“历史真实”。因为有了陈真这个虚构的徒弟作为对照,霍元甲这位师父的形象,反而变得更加厚重、更加立体。影视作品不断地演绎、传播,让霍元甲的故事一代代地烙印在国人记忆里。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真实的霍元甲?

说了这么多,我们回过头来看,黄飞鸿、方世玉、张三丰,为什么霍元甲在很多人心里,成了最真实的那一个?

黄飞鸿,他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清末的广东,离我们太远。而且,他的事迹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电影演绎(从关德兴到李连杰到彭于晏),早已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完美侠客的模板。他几乎无所不能,却又完美得不像真人。

方世玉,更是典型的市井传奇,他属于民间口头文学,属于说书先生的醒木。他打擂台、打抱不平,故事热闹,但经不起推敲,更像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少年英雄”形象。

张三丰,那是修仙的。活了两百多岁,能预言未来,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畴。我们尊敬他,崇拜他,但不会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霍元甲不一样。

他有缺点,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他有脾气,会因为洋人的挑衅而拍案而起;他甚至有些“窝囊”,跟洋人大张旗鼓地约架,结果人家没来,他也没追上去打;他还有病,那个要了他命的肺病,折磨了他很多年。

可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真实。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沉沦、最迷茫的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气息,通过照片、通过文献、通过那些斑驳的建筑,我们还能触摸得到。他见过洋人的军舰,听过革命的枪声,他的精武会,甚至本身就是革命的产物。他离我们,只有一百多年。他的徒子徒孙,今天可能还在某个公园里教拳。

他做的事,我们今天也能理解:他想让中国人强壮起来,想让这个国家不再被欺负。这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哲学,就是一种最朴素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到今天也没变。

所以,当我们再听到《万里长城永不倒》时,我们想的,可能不再是一个飞檐走壁的神仙,而是一个穿着土布短衣、留着长辫、有点咳嗽但眼神坚毅的天津汉子,站在黄浦江边,看着江面上那些挂着米字旗、太阳旗的军舰,心里憋着一股劲。

这股劲,就是霍元甲留给我们最真实的东西。

他曾对学生说过:“国民欲拒辱,必当自强,愿海内同胞,振奋精神,加入斯道,强魄健体,使我中国大地,再现勃勃生机,使四万万之众,皆成健儿,中华必将振兴,民族必有希望!”

这话今天听来,依然滚烫。

这才是真正的霍元甲。他不是被供在神坛上的偶像,而是一个曾经活过、爱过、恨过、努力过、挣扎过的普通人。他是一个武者,一个老师,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刻,用自己的方式挺直了脊梁的中国人。

我们怀念他,不是怀念那些影视剧里的奇幻武功,而是怀念那股子永不服输、自立自强的精气神。这股精气神,穿越一百多年的时光,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挺直自己的腰,过好自己的日子。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站直了,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弯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