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原生家庭”成了许多人理解自己的一个常用词。为什么总是在意别人的评价，为什么不敢表达需要，为什么长大以后，仍会被父母的一句话刺痛？回望童年，我们渐渐发现，许多习以为常的感受和判断，都能在最初的家庭生活中找到来处。
《现实的社会建构》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个问题的视角。伯格指出，孩子最初认识世界，需要通过父母等亲近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也通过对待我们的方式，让我们逐渐认识“我是谁”。对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传递的世界，还不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而是唯一可以想象的世界。家庭的影响之所以深刻，正在于那些原本与特定经历、处境有关的看法，曾被我们当作生活本来的样子。
但成长也意味着，我们会进入新的环境，接触不同的人和知识，逐渐发现：父母所熟悉、所相信的，并不是世界的全部。新的认识不会轻易取代童年的经验，有时还会带来冲突与困惑。不过，当我们开始看见那些深信不疑的判断从何而来，也就有了重新理解它们的可能。今晚，让我们跟随这段文字，看看最初的世界如何在心中建立，又如何在后来的生活里，慢慢显露出它的边界。
本文来源：《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彼得·伯格 [美]托马斯·卢克曼 著 吴肃然 译
一、我们在家人的目光中认识自己
对个体来说，初级社会化自然是最重要的，而次级社会化则需要模仿初级社会化的基本结构。
所有个体都出生在某个客观的社会结构中，在这里他遇到了负责自己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他人。这些重要他人是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们对他的境况做出了一种定义，此定义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客观现实。因此，个人不仅出生在一个客观的社会结构中，也出生在一个客观的社会世界中。
重要他人将世界中转给他，并在中转过程中对这个世界进行修改。他们只会把那些与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符的部分挑出来，而挑选的标准是其独特的个人经历。通过这种双重选择，个体所接受的社会世界就被“过滤”了。
下层阶级的孩子不仅吸收了下层阶级看待社会世界的视角，也吸收了父母（或者对他进行初级社会化的其他人）赋予这个社会世界的个性色彩。这个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下层视角可能会引发满足感、顺从感、激烈的愤恨或是翻涌的叛逆。
因此，下层阶级的孩子不仅会习得与上层阶级的孩子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习得方式也有可能与隔壁同样是下层阶级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
贝尔特·莫里索《摇篮》，1872年。孩子对世界最初的信任，生长于亲近之人的照料之中。
初级社会化绝不只是纯粹的认知学习过程。它发生在富有强烈情感的环境中，这一点无须多言。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对重要他人的情感依赖，这种学习过程就不可能发生，至少难度极大。孩子会以多种情感方式来认同重要他人。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只有在认同发生的情况下，内化才能发生。孩子习得了重要他人的角色和态度，把它们内化，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对重要他人产生认同后，孩子也就能够对自己产生认同，从而让自己获得一个在主观上具有一致性与合理性的身份。
换句话说，自我是一个反身的实体。它反射着先前重要他人对它所采取的态度，个体变成了他自己的重要他人所认定的那种人。这不是一个单向的机械过程，它包含了他人认同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辩证法，即客观指派的身份与主观接纳的身份之间的辩证法。在个体对重要他人加以认同的每一时刻，这种辩证法都会浮现。
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个体不仅接受了他人的角色和态度，也在同一过程中接受了他人的世界。从客观定义上讲，身份乃是具体世界中的某个位置。人们只能通过这个世界在主观上接受某个身份。也就是说，所有的认同都发生在一定的界域中，这个界域标定着一个具体的社会世界。
儿童会知道，他就是人们所称呼的那个人。每个名字都意味着一次“命名”，它反过来意味着一个指定的社会位置。被赋予一个身份，就被指派到了世界中的某个具体位置上。当这个身份被孩子在主观上接纳的时候（“我是约翰·史密斯”），它所指向的世界就被认可了。对身份的主观接纳和对社会世界的主观认可只不过是同一个内化过程的不同方面，它们都是由同一个重要他人所中转的。
初级社会化在孩子的意识中创造出一个渐进的抽象过程。在此过程中，特定他人的角色和态度逐渐被抽象为一般化的角色和态度。
举例来讲，在对规范进行内化时，“妈妈在生我的气”就会发展为“每次我把汤弄洒了，妈妈都会生我的气”。当其他的重要他人（父亲、奶奶、姐姐等）支持母亲在洒汤问题上的负面态度时，这一规范的普遍性就又得到了主观拓展。
当孩子认识到所有人都会反对洒汤时，决定性的一步就到来了，此时规范就被普遍化为“一个人不应该洒汤”。作为“一个人”的自己隶属于更普遍的范畴，它原则上包括社会中所有对孩子来说重要的人。从重要他人的具体角色和具体态度出发所形成的这种抽象就被称为概化他人。概化他人一旦在意识中得以形成，就意味着个体不仅认同了具体的他人，也认同了一般性的他人，即认同了社会。只有通过这种概化认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才能获得稳定性和持续性。
从今往后，他不仅在这个或那个重要他人面前拥有自己的认同，还拥有一种一般性的认同。不管他再遇到什么样的重要或非重要的他人，这种一般性的认同在主观理解上都会保持不变。这一崭新的融贯认同完全吸收了个体所内化的多种不同角色和态度，其中就包括“不洒汤的人”。
在意识中形成了概化他人，就标志着社会化发展到了一个决定性阶段。它意味着一个人内化了社会和社会中被建立的客观现实，也意味着这个人在主观上建立了一个具有融贯性和持续性的身份。在主观上，社会、身份和现实在同一个内化过程中实现了结晶。与结晶同时发生的还有语言的内化。实际上，正如前面对语言所做的考察所表明的，语言构成了社会化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化最重要的工具。
当概化他人在意识中结晶后，在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对称关系。“外部”的真实对应着“内部”的真实。客观现实可以很容易地被“翻译”成主观现实，反之亦然，而语言当然就是这种双向的持续翻译过程中的首要工具。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的对称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两种现实彼此对应，但它们不是同延的。在已经内化到个体意识中的现实之外，总是存在着更多可能的客观现实。
原因很简单，社会化的内容依赖知识的社会分配，没有人能把他所在社会的总体客观现实全部内化，即使这个社会及其世界比较简单，也不可能。另一方面，在主观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并非源自社会化的元素，比如那些先于任何社会理解过程，并且与之脱离的个体对个人身体的感知。主观生命并不完全是社会的。个人既把自己看成社会之内的，也把自己看成社会之外的。这便意味着，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的对称永远不是静态的，不是一旦达成便一劳永逸的事情，而必须总是实际地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换句话说，个人与客观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持续地寻求平衡的行为。在讨论人在动物王国中的特殊地位时，我们曾经诉诸一些人类学的依据。在这里，它们当然同样用得上。
二、为什么最初的世界如此牢固
在初级社会化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认同问题。人不能选择重要他人。社会为社会化的候选人准备了预定的重要他人组。个人必须接受，他不可能选择其他安排。这儿是罗德岛，就在这儿跳吧。一个人必须接受上天赐给他的父母。孩子天生是弱势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即便孩子并非简单地处于被动的地位，游戏规则也总是由父母设定的。孩子可以热情地或愠怒地参与游戏，但是除了这个游戏外就再没有别的游戏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推论：由于孩子无法选择重要他人，因此他对重要他人的认同就是准自动的。同样，对重要他人的特殊现实的内化是准必然的。在对重要他人的世界进行内化时，孩子并不将它视为多种可能世界中的一种。在内化重要他人的世界时，这个世界是唯一存在和唯一可想象的简单的世界。基于这个原因，初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在意识中要远比次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更加坚实、牢固。
无论有多少原初的必然性感觉在后来一次次的除魅过程中被削弱，那种对于不再重来的确定性的回忆，那种初悟现实的确定性，都牢牢地附着于儿时的首属世界。初级社会化就这样完成了社会为个人所设计的最重要的骗局（这当然是回过头来看），把一堆事实上偶然的东西变成了必然的，从而为个人的偶然生命赋予了意义。
当然，在不同的社会中，初级社会化所内化的具体内容会有所差别。有一些内容是普适的。比如语言，它是人们都需要内化的东西。通过使用语言，各种动机图式和解释图式就被内化为制度化的定义，譬如“要像勇敢的小男孩一样行动”和“小男孩天生分为两种：勇敢的与怯懦的”。这些图式为孩子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制度化规程。
有一些能即刻为他所用，有一些则预期他在日后的生命中的行为会符合社会的定义。比如某种勇敢，能让他在生活中应对小伙伴和其他人对自己进行的意志考验；或是日后的另一种勇敢，能在他成为一名战士或是被上帝召唤的时候派上用场。这些即刻的或预期的规程把他的身份与其他人的身份区分开来，如女孩、作为奴隶的男孩或其他部落的男孩。
最后，要内化的东西至少还应包括正当化装置的基本原理，孩子要明白，“为什么”规程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人必须勇敢，这是因为他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人必须参与仪式，否则上帝会动怒；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首领忠诚，只有这样，上帝才能及时把他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如此等等。
就这样，个人的首属世界在初级社会化中建立起来了。首属世界是坚固的，这种特质来源于或至少部分来源于个人与他初遇的重要他人之间那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孩提世界的透明现实有助于培养孩子对重要他人以及重要他人对其处境所做的定义的信任。孩提世界是真实的，它十分庄严，不容置疑。在意识发展的这个阶段，不太可能出现其他的情形，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也是极其奢侈的。只有到了后来，个人才有可能去承受这种东西。
个人有必要把世界当作本原真实来理解，这种必要性既是种系发生层面的要求，也是个体发生层面的要求。孩提世界在任何时候都是被如此构建的，它把一种规范结构灌输给个人。在这一结构中，他有信心说“没事”—— 这大概也是母亲在哄孩子时最常说的一句话了。当孩子后来发现有些事情并非“没事”的时候，他们受冲击的程度可能会依个人情况而表现得深浅不一。但无论如何，孩提世界都能在人们的追忆中保持特殊现实的地位。它就像一个“家的世界”，不管后来人们跑到离家多远的异乡，“家的世界”永远都在那儿。
玛丽·卡萨特《缝纫的年轻母亲》。熟悉的家庭生活，构成了一个人最早的“家的世界”。
初级社会化包含着由社会所定义的学习顺序。在A的年纪应该学X，在B的年纪应该学Y，以此类推。每项规程都代表了社会对生物成长和分化的认识。因此，任何社会中的任何规程都不会让一岁大的孩子去学三岁的孩子才能学的事情，大多数规程也都会为男孩和女孩规定不同的事情。这些最基本的认知显然是由生物性事实强加给社会的。
但除此之外，对于学习顺序的阶段的定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差异。在一个社会中被定义为与童年有关的事情到了另一个社会中可能就被定义为成年人的事情；对不同的社会来说，“童年”的社会含义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如其中的情感特质、道德责任或智力水平等。当代西方文明（至少在弗洛伊德之前）倾向于将孩子视为天生“纯洁”和“可爱”的；其他社会则把孩子视为“天生有罪、不洁的”，认为他们仅仅在力量与理解力上与成人有区别。在性行为、刑事责任和神性方面，不同的社会对孩子的能力界定也存在类似的差异。对童年和它的各个阶段所下的不同社会定义，会对学习规程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库需要传递，也会影响到初级社会化的特质。当人们对正当化进行理解时，某些正当化会对语言的复杂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不难想象，与理解“手淫会影响他日后的性调适”相比，孩子在理解“不能手淫，因为这会惹恼他的守护天使”时所需调用的词汇显然更少。总体制度秩序的要求也会进一步影响初级社会化。各个年龄段所需掌握的技能在不同的社会并不一样，甚至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地方也会不一样。在某个社会中孩子适合学开车的年纪，可能是另一个社会中期待孩子杀死第一个敌人的年纪；在上层阶级的孩子学习“性知识”的年纪，下层阶级的孩子可能已经了解了关于流产的事情；当上层阶级的孩子第一次体验到爱国主义情感时，其同龄下层群体也许第一次感受到了对警察和警察所代表的所有事物的仇恨。
当概化他人的概念（以及伴随它的所有事物）在个人意识中得以确立的时候，初级社会化就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候，个人就成为实际的社会成员，他在主观上拥有自我与世界。但是这种对社会、身份和现实的内化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化永远都是不完整的，也永远不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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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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