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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长感慨:我们当年错过了末班车,中印在40年前就已拉开差距

一个国家的历史机遇,往往要过很多年才能看清它有多重要。近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24届《印度斯坦时报》领导人峰会上,印度外长苏杰生不无感慨地表示,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及之后的关键时期错失了工业化的末班车,导致后来中印两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酿成了今天的局面。

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从1987年至1988年前后,中印两国的名义GDP都在250亿至320亿美元上下。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近十年,正处在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推进的起步阶段;印度也在尝试通过有限的自由化调整打破经济僵局。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了中国。这是自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总理数十年来首次访华。当时有不少观察者认为,中印这两个人口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又一次站在了相似的起点上。

然而,虽然中印的起点看着相似,但两国的选择却不尽相同。中国在整个80年代推进农业去集体化、设立经济特区、推行价格双轨制,并转向外向型经济。这些政策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强的政治执行力,完成了最初的工业资本积累和产业链构建。

而反观印度呢?印度在80年代中期虽然也有过短暂的消费繁荣和局部调整,但许可证制度、官僚程序和内部政治扯皮,让关键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工业化战略,印度在决定全球产业格局的黄金20年里,与大工业生产、出口导向型供应链失之交臂。在经历了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后,印度推出了大规模经济改革,催生了后来闻名的IT与服务业繁荣,但这些改革在制造业层面的落实是碎片化的,没有按行业逐个推进深度转型。

印度在错失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产业转移窗口后,中印在经济结构上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靠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从基础原材料精炼、重型装备制造,到电子元器件、精密机械和消费品,中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生态。这种制造深度和供应链韧性,既提升了经济抗风险能力,也成为地缘博弈中的重要筹码。

印度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也保持了不错的宏观经济增速,并在软件外包、数字经济和部分高技术领域也有成绩。但在制造业和重工业化上,历史欠账一直没有补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长期在低位徘徊,甚至出现过倒退迹象。庞大的人口红利缺乏工业载体,难以转化为有组织的生产力,反而形成就业压力。

苏杰生把问题归因于几十年前的决策失误,这种说法在印度国内政治中并不意外。把落后的根源,推给早已作古的前领导人和几十年前的国大党执政期,可以为现政府近年来的制造业表现开脱,也能顺便踩一脚政治对手。

但把印度如今相对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为“没搭上车”,这种说法仍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印度的落后不是某个年份、某次高层访问没抓住机会造成的。种姓制度、低效的官僚体制、薄弱的基础设施、僵化的劳工法律,以及长期存在的寻租土壤,才是共同造成了印度如今局面的更深层次原因。把印度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简化为“没搭上车”,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偷懒和回避。

苏杰生在承认印度落后中国的同时,还提出印度不需要全面对标中国,而要通过“跨越式发展”,在特定高端领域发力,实现弯道超车。这种说法显然是忽略了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现代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熟练工人、稳定的电力供应、高效的物流网络和完整的零部件配套。印度在这些基础条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大谈所谓的“跨越式发展”,这无疑是缺乏现实支撑的。

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印度制造”战略,出台了生产关联激励计划,但始终效果有限。跨国企业到印度建厂,有的被税务罚单和执法干扰吓退,有的发现当地找不到合格的零部件供应商。

印度一方面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防范姿态,另一方面在化工原料、电子元器件和机械设备上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还在加深。这种矛盾背后,是一个印度精英阶层很少触及的问题:印度自身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完成了大规模、快速的工业化,依靠的是政策连续性和较强的执行能力。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现实中的政治运行常常表现为党派撕裂、宗教冲突、选票导向的民粹分配,以及土地征用和劳工问题上的长期扯皮。

印度的民主制度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现代化的福祉,反而在一些领域形成了内耗。印度的底层民众在身份政治和空头承诺中打转,而精英阶层则在宏大叙事中自我陶醉。苏杰生作为印度的最高外交官,未必不清楚这些,但他在公开场合不会这么说。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否定了印度建国以来的政治叙事。

苏杰生的这次表态,再一次让世人看到了印度外交中根深蒂固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印度的经济基本盘十分脆弱,大量人口还在为温饱挣扎,卫生设施和电力供应都不稳定;而另一方面,印度的政客和媒体常常以“全球南方领袖”“世界第4大经济体”等头衔自居,恨不得明年甚至明天就超越中国。

苏杰生在国际舞台上常以强硬、犀利的形象出现,对西方和东方都敢于评论。但当一位外长需要用“错失班车”来为今天的落后寻找心理安慰时,这种外交自信就显得相当虚弱。中印之间在当年拉开的,不只是数字上的差距,更是是两国在政策执行、产业建设和治理能力上的不同。印度要是继续把自己的落后,归因于40年前的一次错过,那么它错过的就不只是上个世纪的末班车,而可能是下一个40年。


文 | 秦蓁 深圳卫视、湖北卫视评论员、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