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操控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后，毛泽东饱受王明等人持续、系统的打压，遭到思想批判、罢免职务、组织排挤等不公正待遇。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受到的这些不公正待遇，根本上就拜共产国际所赐。既然如此，为什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还是主动派出政治局常委陈云与共产国际联系？

遵义会议(油画)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思想政治上的打压

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并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判为“异端”，从思想理论上进行全方位的围剿。

比如，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被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讥讽为“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只有“上山主义”，只有“消极怠工”。

他们针锋相对，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全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在军事理论上，毛泽东从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军事实践中，总结提炼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积极防御战略，被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批判为“游击主义”“纯粹防御路线”“守株待兔”。

临时中央甚至在电报里指名道姓地指责毛泽东“消极态度将削弱防御力量，是当前极大危险”，并将‘游击战’贬低为“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他们强行在红军中推行阵地战、街市战，等等完全脱离根据地实际的正规战模式。

在土地政策上，否定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富农留生活出路的合理政策，并批判这是“富农路线”，是“非阶级路线”。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的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扩大打击面，严重破坏了根据地农村生产秩序和阶级团结。

甚至，把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实事求是思想也污蔑为“狭隘经验论”“事务主义”，是“从根本上否认马列主义理论”，是“农民落后思想的体现”。

第五次反“围剿”（油画）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打压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在王明的授意下，故意在组织上作出重大调整，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及总前委书记名义，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公然将毛泽东排挤出红军核心指挥体系，也就在实际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同时，此次会议还取消了红军党委制，用苏联红军政委制替代，以教条化的军事制度取代了毛泽东创立的那一套切合实际的“党指挥枪”的制度，这就等于，从制度层面切断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纽带。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将毛泽东抵制错误路线的行为定性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

同时，不顾周恩来的再三反对，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周恩来取代这一职务。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让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这就意味着，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红军前线指挥岗位，无法参与军事决策。此后，红军军事指挥权被博古拱手让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得以在红军坚决推行冒险进攻的军事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没有军事职务的毛泽东，对李德“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错误军事方针，提出建议，主张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一带，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敌，但博古和李德完全拒绝接受。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完全没有军事话语权，他的观点已经无法影响中央决策，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王明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组织上的打压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中央后，在组织上大肆推行“宗派主义”，打着“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一面提拔重用追随其路线的留苏派和教条主义者，一面无情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

中央苏区各级党委、军委、政府部门，大量拥护没捉到的干部被发配去了偏远地区工作，而那些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则接替了他们。

这就导致党内高层形成“国际派”主导的格局，在中央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等留苏派占据多数，毛泽东在投票中始终处于少数，以致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扭转错误路线。

更严重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破坏民主集中制，完全以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和军事决策都是由博古、李德等人专断决定，不允许任何人有不同意见。

1933年，“左”倾中央通过发起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被撤销职务，受到严厉处分。

紧接着，在江西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主张而被“左”倾中央污蔑为“罗明路线创造者”，而遭到公开批判、撤职、下放等严厉处分。在这场运动中，多人遭到株连，造成苏区严重的组织恐怖，许多干部不敢坚持实事求是。

更狠的是，“左”倾中央竟然在政治上孤立毛泽东，导致中央苏区的许多干部因害怕被牵连，不敢与毛泽东接触，毛泽东曾回忆，当时他的处境是“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在工作中，“左”倾中央对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府工作有意进行许多限制，使得毛泽东的正确政策无法通过政府渠道推行。

甚至，在长征初期，还对毛泽东采取了变相监控的措施，防止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串联，形成反对力量。长征初期，毛泽东的发言权都受到限制，直到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逐渐被采纳。

湘江战役（剧照）

遵义会议后的严峻形势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四年统治，给中国革命带来毁灭性打击。中央苏区等大片革命根据地丢失，白区工作几乎损失殆尽。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 。中国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一切都是排斥和打压毛泽东正确路线带来的恶果。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集中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可以说，遵义会议扭转了乾坤。此后，毛泽东带领红军突破重重封锁，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但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国革命并不是一下子就走入坦途，事实是，新的领导集体仍然面临着至少四个方面的现实困境。

一是新的领导集体存在组织合法性的争议。因为中共自成立开始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重大人事变动和路线调整，在原则上和惯例上，是要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而遵义会议从始至终，都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状态下完成的。所以，一旦博古和李德向共产国际告状，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很有可能否定新的领导集体的合法性。

二是党内思想不统一。党内受“左”倾中央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太深，导致不少干部对共产国际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这种心理使得他们担心遵义会议决议会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而且，还有凯丰等少数人仍然公开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党内思想亟需统一。

三是面临外部军事压力和内部分裂的严重风险。遵义会议后，红军仍然没有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红军能否存活下去面临巨大风险。与此同时，随后又遭遇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拥兵自重，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毛泽东要解决这个严重问题，也需要靠共产国际的权威支持才能稳定局面。

四是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中断。1934年，上海白区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导致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和秘密交通线全部中断。新的领导集体无法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也无法获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支持。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中，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红军长征

陈云受命赴莫斯科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正是新的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面临以上四个方面的困境，决定了新的中央必须要尽快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否则，遵义会议的成果很可能不保，中国革命将陷入新的危机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中央在经过审慎研究后，决定派出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远赴莫斯科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之所以决定选择陈云完成此项艰巨任务，是因为，其一，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坚定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能完整、准确地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其二，陈云具有组织、军事和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且应变能力强，适合秘密交通与复杂谈判；其三，陈云不是红军一线军事指挥员，且作风沉稳严谨。可以说，赴莫斯科完成这项重大使命，陈云是最佳人选。

陈云于1935年3月从遵义出发，途中历经艰险，9月才抵达莫斯科，自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联络与汇报工作。

陈云在莫斯科的工作取得卓越成效，他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向共产国际系统汇报了中国革命与遵义会议的情况。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具体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报告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以及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从根本上扭转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

二是陈云以笔名发表文章，并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向全世界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并详细宣传了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在中国革命中的卓越贡献，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三是通过汇报，促使共产国际明确支持遵义会议决议与毛泽东的领导。同时，也促使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态度发生转变，开始限制王明遥控指挥中国革命，为巩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关键支持。

四是协助重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线和无线电联络，积极协调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资金、物资援助，为红军在陕北立足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

五是推动共产国际认可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促使共产国际七大后，明确支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虽然长期遭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压，但他并没有将个人恩怨置于革命大局之上，而是深刻认识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只有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才能有效化解党内纷争、应对外部压力、实现革命目标。

所以，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选派陈云远赴莫斯科，主动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非常理性、非常智慧、非常英明的决定，这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日益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