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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那天我攥着证明站在阳光下,直到医生说我重度抑郁了

休学手续办完的那个下午,我站在学校大门外,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休学证明》。阳光很好,把红色印章照得有些刺眼。门卫大叔认识

休学手续办完的那个下午,我站在学校大门外,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休学证明》。阳光很好,把红色印章照得有些刺眼。门卫大叔认识我,隔着窗户挥了挥手:“洛安,早点回来啊!”

我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去很远,才在路边公交站的长椅上坐下,把脸埋进手里。没有哭,只是觉得很空,像被人从里到外掏干净了。

得抑郁症这件事,我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那些先于我知道的征兆

晚上回家,妈妈做了糖醋排骨。我坐在餐桌前,看着酱红色的排骨,突然觉得恶心。

“没胃口。”我放下筷子。

“别说了。”我打断她,声音比想象中尖锐。

从那天起,我开始丢东西。先是文具,铅笔、橡皮、尺子,每天都要买新的。后来是作业本,明明记得放进了书包,到学校就找不到。再后来,是记忆。

我翻遍书包,茫然地抬头:“什么笔记?”

我完全不记得。就像大脑里有个橡皮擦,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清醒时记住的东西一点点擦掉。

我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白色运动鞋,左脚鞋带松了。

我猛地抬头:“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说对不起。对所有人,对所有事。

确诊:原来这叫“病”

我该往哪边走?

我在小区门口站了十五分钟。保安大叔出来倒垃圾,奇怪地看我:“同学,不上学啊?”

晚上回家,爸妈坐在客厅等我。妈妈的眼睛是红的。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来。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用力呼吸都困难。

我看着她担心的脸,突然崩溃。不是大哭大叫那种崩溃,是整个人垮下来,瘫坐在玄关的地上,抱着膝盖缩成一团。

第二天,爸妈带我去了医院。不是校医院,是市精神卫生中心。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姓林,说话声音很温和。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平静,没有同情,也没有评判,就是平静地看着我。

我说了大概二十分钟,林医生一直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

我算了一下:“三个月?四个月?”

“睡不着。躺下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早上四五点就醒。”

“不饿。有时候一天就吃一顿。”

回到诊室,林医生看着报告,沉默了一会儿。

妈妈倒吸一口气:“医生,这……”

我呆呆地看着她。

那一刻,我突然哭了出来。不是啜泣,是嚎啕大哭,哭得全身发抖,哭得喘不上气。妈妈抱住我,她也哭了。

它叫抑郁症。

林医生开了药。两种,一种早上吃,一种晚上吃。她详细交代了副作用:“刚开始可能会恶心、头晕、嗜睡,一般一两周会适应。最重要的是,不能随便停药,必须遵医嘱。”

这就是药物的第一个礼物:时间感的丧失。

两周后,副作用减轻了。但我发现另一个问题:我感受不到情绪了。

我去复诊时告诉林医生这个情况。

“可是我感觉像个机器人。”我说,“没有喜怒哀乐。”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

情绪:温暖(理论上)。

情绪:有趣(理论上)。

情绪:平静(理论上)。

但我继续写了下去。一天,两天,一周。慢慢地,记录的内容变了:

情绪:轻松。

情绪:沮丧,但有一点骄傲(因为尝试了)。

情绪:……温暖(这次好像真的有一点)。

休学三个月后,我参加了医院的团体治疗。八个人,围坐一圈。带领者是个年轻的心理咨询师,让我们轮流分享“这周的一个小胜利”。

说完就后悔了。这算什么胜利?别人都说的是“我回去上班了”、“我和家人好好吃了一顿饭”。

坐我对面的女孩突然说:“我懂。我上周最大的胜利是刷了牙。”

第二次团体治疗,我们聊“最害怕别人说什么”。

旁边的中年阿姨接话:“我最怕听人说‘你看那谁谁,比你惨多了,人家都好好的’。”

带领者听完,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痛苦不需要比较,感受不需要许可。”

那天晚上回家,我对着镜子看了很久。镜子里的人眼睛浮肿,脸色苍白,头发乱糟糟的。但我第一次没有在心里骂他“没用”,没有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没关系,你现在很累。

没关系,你病了,需要休息。

就像林医生后来跟我说的:“骨折的人不会要求自己马上跑步,为什么大脑生病了,就要要求自己立刻‘正常’呢?”

镜子里的陌生人

我的心理咨询师姓苏,比我大不了几岁,说话时总是微微前倾,像在认真倾听每一个字。

我想了想:“我像个旁观者,看着一个叫‘洛安’的人的生活,但那个‘洛安’不是我。”

后来我们聊了很多。聊我对自己的苛责——“你应该考得更好”、“你不该让父母担心”、“你太脆弱了”;聊我对“正常”的执念——“别人都能上学为什么我不能”、“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以前”;聊我对“抑郁症”这个标签的矛盾——它解释了所有问题,但也好像成了我所有问题的借口。

“看着这张照片,你有什么感觉?”苏老师问。

“你觉得那是另一个人吗?”

苏老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我给你布置个作业。下次来之前,每天对着镜子说三句话。第一句:‘照片里的人是我。’第二句:‘现在镜子里的也是我。’第三句:‘两个我都是真实的我。’”

第一天,我对着镜子,机械地重复那三句话,毫无感觉。

照片里那个奔跑大笑的少年,是真实的我。现在镜子里这个眼神黯淡、需要靠药物才能维持基本功能的人,也是真实的我。他们不是两个人,他们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状态。

苏老师说:“抑郁不是你‘变成’了另一个人,而是你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这段时期改变了你,但它没有取代你。你还是你,只是暂时被困在了一场大雨里。”

手机震了一下,是妈妈的消息:“晚上想吃点什么?爸爸买了鱼。”

车来了,我挤上去。车厢里很暖和,有人打电话,有人刷视频,有人靠着窗户打瞌睡。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突然让我觉得:活着,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事。

而只要还在走,路就会在脚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