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长征中的两支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一边是从中央苏区一路打过来的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一边是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两支部队加起来有十万多人，士气很旺。可谁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这支刚刚合到一起的队伍，会在茫茫草地上分道扬镳——一支八千多人跟着党中央北上，一支掉头南下。
张国焘对陈昌浩讲，他们北上是要去饿死；一句说是毛泽东对彭德怀讲，我们走，不要理他。
分裂的根子，是会师之后往哪里走。
中央红军的主张是北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判断是，日本已经侵入华北，全国的抗日情绪正在高涨，红军向北，到川陕甘一带建立根据地，一来靠近抗日前线，政治上主动，二来那里有群众、有粮食，能打开局面。张国焘不这么看。他认为革命正处在低潮，主张往南甚至往西，到川西、西康那些偏僻地方去，躲开强敌，保存实力，休养生息。
为了统一思想，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两河口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从作战、群众、经济几个方面分析了困在川康一带为什么没有前途。经过讨论，会议通过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首先夺取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张国焘在会上也举了手，表示同意。
可他一转身，就变了卦。
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会师之后，张国焘摸清了中央红军的家底：经过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一路苦战，中央红军只剩下万把来人，而且疲惫不堪、装备很差。而他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枪多、人多。实力上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思活了——他觉得自己有四倍于中央的本钱，应该由他来做主。
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央派李富春、林伯渠等人到四方面军慰问，张国焘就公开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争的实际上是军权。他还策动一些人向中央建议，要让他当中革军委主席。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中央做了让步。7月18日，周恩来把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
职务让了，张国焘还是按兵不动，借口给养困难，一再拖延北上的时间。这一拖，就拖掉了战机：原本计划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打下松潘、打开北进通道，等红军在毛儿盖一带滞留一个多月，国民党军已经在松潘完成集结，把路堵死了。不得已，中央只好放弃松潘战役，改走自然条件最恶劣的松潘草地。
松潘草地在川西北高原，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纵横几百里，说是草原，其实大半是沼泽。那里没有路，没有人烟，也没有可吃的东西，草丛下面是黑水和泥潭，一脚踩空就往下陷，越挣扎陷得越深。天气更是说变就变，一会儿烈日，一会儿雨雪冰雹。部队出发前尽量备了干粮和青稞炒面，可连续行军，粮食很快就见了底，后面的人只能啃草根、煮皮带。许多从雪山和一路苦战中撑过来的战士，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部队混编成左、右两路。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两路约定穿过草地后靠拢，一同北上。
8月底，右路军历经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又打下包座，歼灭胡宗南部四千多人，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可就在这个时候，张国焘带着左路军走到阿坝，再也不肯往前走了。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坚持"乘势南下"。同一天，他还背着中央，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意图已经很明显。
关键时刻，是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这封密电，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紧急磋商，认定再等张国焘北上已经没有可能，再拖下去反会出大事。为了避免红军内部打起来，中央当机立断，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险境。
当时右路军中有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听说中央红军走了，提出要不要派兵去拦，甚至动武。徐向前一句话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他后来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正是这句话，拦住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火并。
9月12日，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定，指出张国焘坚持向川康边境退却是错误的。这时候，跟着中央北上的红一、红三军，只剩下八千多人。这点人马，就是党中央手里几乎全部的本钱。他们接着北上，攻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到此结束。
南下那一头呢？
张国焘率左路军，加上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掉头再穿草地南下。1935年10月5日，他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还要"通缉"他们。分裂到这一步，已经走到了头。
会上，张国焘要朱德表态反对毛泽东。朱德没有答应。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不能反。刘伯承也在反对分裂。在那样孤立的处境下，这两个人硬顶着，没有松口。
徐向前那天也在场。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自己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心里乱成一团。张国焘叫他表态，他始终没有开口。会后张国焘单独找他谈，他把话讲明了：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谈，总会谈通；现在弄成两个中央，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要是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在四方面军里，徐向前是带兵的主将，他的沉默和反对，分量不轻。其实早在南下穿过草地时，他就跟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山包上，憋出过一句：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张国焘给南下部队画的饼，是去打"川敌残部"。可真打起来，对手根本不是什么残部。部队一开始打了绥崇丹懋战役，占了几座城，张国焘头脑一热，继续往南推。1935年11月19日，在百丈关一带，红军遇上国民党军十几个旅的阻击，苦战七天七夜，寡不敌众，被迫撤出，由进攻转入防御。
这一仗，标志着张国焘南下计划彻底破产。川康边地瘠民穷、人烟稀少，几万大军的给养越来越难，部队减员严重，南下的路走不下去了。
后来的事情，是一点点转回来的。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从苏联回到陕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对张国焘做工作；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坚决主张北上。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争下，张国焘最终宣布取消他另立的那个"中央"，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过草地，掉头北上。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一带会师。
历史最后给出的答案很清楚：八千多人走的那条又远又险的北上之路，走到了陕北，走到了抗日前线；而八万多人南下，在百丈关碰了壁，在川康耗掉了大量兵力，还是得回过头来，重新北上。
1935年草地上那次分手，没有谁"去饿死"，也没有谁靠躲开敌人保住了实力。它真正说明的，是一支军队往哪里走，从来不取决于人多枪多，而取决于方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