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部分议员又要求驱逐中国大使，中方直接要求他们付诸行动。

可到了政府真正需要作决定时，马科斯的态度，却与这些议员明显不同。

一、从和平表态到驱逐呼声，争议如何升级

10月15日，井泉大使出席第二届迪利曼对话会。

会议讨论中国与东盟关系，以及南海和平问题。

他提出，中菲关系需要分领域处理，海上存在争议，也应继续推进能够合作的事务。

引发争议的表态，出现在会间接受媒体采访时。

此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将中国称为地区麻烦制造者。

记者就此提问，井泉予以驳斥，并谈到中国有能力应对冲突，但不会选择使用武力，因为中国珍视和平。

这番话包含两个紧密相连的意思：中国具备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同时选择和平处理问题。

菲方随后的批评集中于前半部分，将其认定为武力威胁。

对于中方明确表达的和平意愿，却没有给予相应重视。

10月16日，马科斯批评有关言论不够外交化，希望与中国大使讨论。

接着，部分议员进一步要求中方撤回表态、正式道歉，甚至提出将井泉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到了17日，众议员佩尔西·森达尼亚要求驱逐井泉。

参议员洪蒂维罗斯则主张，如果中方拒绝撤回表态并道歉，就应宣布大使不受欢迎。原本可以通过外交沟通处理的分歧，被这些人不断升级。

中国驻菲使馆没有接受这种施压。

17日的回应要求相关议员停止虚张声势。

18日，使馆进一步敦促，真想采取行动，就尽快落实，并表示基于外交对等原则，不欢迎推动驱逐大使的有关议员访华。

中方的意思很清楚。

菲律宾政客可以表达立场，中国同样有权维护国家尊严。

不能一边要求中国外交官保持克制，一边不断要求将其驱逐，还指望中方对此保持沉默。

19日，菲外长拉扎罗召见井泉。

井泉在会见中提出严正交涉，强调菲方不能把中国的克制当作软弱。

当天，中国外交部也要求菲方约束个别政客不负责任的言行。

中方既回应争议，也要求菲政府正视争议背后的政策问题。

二、议员要求驱逐，政府为什么仍有顾虑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菲律宾政府自己的态度。

10月19日，总统府新闻官卡斯特罗表示，马科斯不希望对外国驻菲代表作出这种不受欢迎的宣告。

部分议员不断加码，总统府却仍然保留外交余地。

参议院内部也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有人推动谴责决议，要求中方更换大使。

参议员京戈伊·埃斯特拉达则提醒，宣布外交官不受欢迎容易，承担后果并不容易，应继续保留对话渠道。

这说明，驱逐大使的呼声虽然激烈，菲律宾政界仍有人清楚其分量。

议员提出要求、参议院推动决议，与政府正式采取外交行动，存在实质区别。

最后作决定的人，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责任。

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九条，接受国可以通知派遣国，宣布使馆馆长或外交人员不受欢迎，并且无需说明理由。

随后，派遣国应视情况召回有关人员，或终止其在使馆的职务。

因此，问题从来不在菲律宾有没有这种权力，而在于采取行动是否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也有权选择相应外交措施。相关人员的交往安排、双方政治互信，以及后续沟通，都可能受到影响。

南海摩擦尤其需要及时沟通。

船只发生接触、执法行动引起争议、双方判断出现偏差，都需要有人联系、解释和交涉。

关系越紧张，这些工作越重要。

驱逐大使会增加沟通难度，也可能提高恢复互信的成本。

今年1月，菲律宾已经出现过类似争议。

部分议员要求将中国使馆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1月30日，总统府对外明确，马科斯拒绝宣布中国大使不受欢迎。如今再次出现同类呼声，政府仍须面对同样的问题。

菲律宾外交部19日也强调，将继续保持对华沟通，努力稳定双边关系，尤其推进非敏感领域合作。

这与部分议员要求驱逐的主张形成明显分歧。

政府既然承认对话有必要，就应认真考虑，持续攻击对话对象究竟有何帮助。

三、安全合作不能代替对华关系，马科斯必须作出选择

马科斯政府的困难，在于安全政策、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现实矛盾。

近年来，菲律宾扩大同美国的军事合作，也加强与日本的防务联系。

菲日《互惠准入协定》于2025年9月11日生效，进一步便利双方开展军事合作。

但增加安全伙伴，解决不了中菲之间的全部问题。

菲律宾与中国地理相邻，海上事务需要直接交涉，贸易投资需要企业参与，人员往来需要主管部门协调。

其他国家无法代替马尼拉处理这些日常而具体的事务。

对部分政客而言，强硬表态容易获得关注。

驱逐要求越激烈，越容易突出自身的强硬形象。

但这种政治表达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必须接受实际结果的检验。关注度不能代替有效政策。

经济联系更无法忽视。

2026年5月，菲律宾自中国进口商品42.3亿美元，占当月进口总额的31.7%，中国是其最大进口来源地。

如此规模的贸易关系，涉及大量企业的采购、生产和经营安排，不能任由政治情绪影响。

同样需要看清，外交争议不会自动导致贸易停止。

但如果对立持续升级，企业就可能重新评估投资环境、经营风险和合作预期。

政府决定是否驱逐大使时，必须考虑这种不确定性会如何影响本国发展。

井泉在此次对话会上还提到，今年中菲已重启并完成五轮政治对话。

这些接触本身就说明，两国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存在继续交往的需求。

放任个别政客推动关系恶化，会让此前恢复沟通的努力更难取得成果。

中国提出分领域处理，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海上分歧应通过谈判磋商管控，经贸合作可以继续推进，执法、人文交流也应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维护主权权益，与争取合作成果，可以同时进行。

这也解释了中方为何一面强硬回应驱逐威胁，一面强调改善关系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也有推动睦邻合作的意愿。

菲方不能要求中国以放弃必要回应，来证明自己愿意改善关系。

马科斯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本届政府究竟准备怎样处理对华关系。

如果确实希望稳定双边关系，就应约束损害互信的言行，让外交部门能够开展有效沟通。

对外表达合作意愿之后，还需要有相应行动。

驱逐大使无法消除海上争议，也不能增加菲律宾的经济收益。

它可能造成的外交损失，却需要政府、企业和民众共同面对。

中方已经表明不会接受反复施压。马尼拉接下来的选择，必须经得起国家利益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