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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以上人口22365万

22365万:一个数字背后的老龄化中国
22365万。这是截至2025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它与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并置,一幅更为完整的图景浮现出来: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3.0%,65岁以上占15.9%,老年人口抚养比升至23.1%。这组数字意味着,大约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年过六旬,而每四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老龄化不再是一个未来的预警,而是正在发生的结构性现实。
这个现实的形成,并非某一政策的意外后果,而是两个长期趋势交汇的产物。一端是寿命的持续延长。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攀升至2024年的79岁,2025年进一步达到79.25岁,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另一端是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均6以上,降至2020年的1.3左右,近年仍在下降。当寿命延长与出生减少同向叠加,人口年龄结构的天平便不可避免地向前者倾斜。长寿化与少子化的长期并进,构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最底层的驱动力。
然而,规模本身并不能完全刻画挑战的性质。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速度与结构。中国从轻度老龄化迈向中度老龄化,用了不到二十年;预计2031年前后,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20%,进入超老龄社会。“十五五”期间,老年人口预计净增约6000万,年均超过1000万,是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五年。更值得关注的是内部的分化:一方面,60—64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大,其中多数人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参与意愿较强,仍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高龄、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正在同步累积。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2024年农村老龄化水平已达27.1%,预计“十五五”末将升至38.6%,而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却远低于城市。规模大、速度快、城乡倒置、低龄与高龄需求并存——这些特征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老龄化治理远比“老年人变多了”这一直观印象复杂。
面对这一结构,应对的路径也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老龄政策的重心在于“兜底”,即保障基本生活、建设养老床位、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这些工作远未完成:截至2025年末,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已达30854.76万,享受待遇人数192.91万,定点服务机构超过1.3万家;全国养老床位总数767.9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69.9%。但与此同时,政策逻辑正在从“老有所养”向“老有所为”延伸。“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这一转向的实质,是不再将老年人仅仅视为社会保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承认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人力资本的持有者和经济活动的参与者。60后、70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他们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和参与意愿均优于以往同龄群体,这为“养为并重”提供了现实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挑战可以被“银发红利”的话语轻轻消解。劳动力供给的收缩、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压力、照护服务供给的结构性错配,都是老龄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硬约束。养老服务资源向城市中心集中而农村可及性差,日常生活照料相对充足而失能照护、认知症干预等专业服务供给不足,护理员缺口持续扩大——这些短板不会因为政策话语的转向而自动消失。老龄化治理的真正难点,不在于是否承认问题的存在,而在于如何在“发展”与“保障”、“效率”与“公平”、“当代”与“代际”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22365万,终究不只是一个需要被应对的“负担数字”。它对应着两亿多个具体的人生阶段,也对应着一个社会如何理解衰老、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定义代际契约的集体选择。当低龄老年人口仍在发挥作用的窗口期尚未关闭,当“十五五”被视为老龄制度定型的关键窗口,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老龄化会带来什么”,而是“我们准备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接纳一个更长寿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