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11月，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以树立政府新形象，他邀请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主持广东的教育工作。

陈独秀为了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欣然接受邀请，南下广州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到达广州后，频频演讲和写文章，大力宣传新文化，力图革新地方教育，这就触动了当地一些保守势力的利益，动摇了地方势力的社会地位。

为了阻止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政务委员，在1921年3月9日的广东议会开议时，议员们将坊间流传的“仇父公妻”的谣传形成了一份“官方的文件”。

议员们攻击陈独秀在演讲中到处宣传“百行淫为首，万恶孝为先”，并有“讨父仇孝”“废妻公妻”“共产”的说法，实属大坏社会道德人心。

不过，即使是这样的痛斥抨击，群起而攻，也没有影响到陈独秀的上任。

随后在3月19日，陈独秀还是顺利的出任了广东省政务委员，可见当时的谣传虽造成了相当的社会影响，但并未在广东当局内部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这一后来流传甚久的说法，是什么原因扩散至全国的呢？

其实，这一谣传的源头并非广州本地，而是出自1921年3月8日的《中华新报》上一篇并无作者真实署名“广州归客谈”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本来算是花边新闻类的文章，前一半记录了广东政界的许多谣言，后一半说的是陈独秀“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就这样从上海又传回了广州。

而后在3月17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又刊载了3月9日《粤议会攻击陈独秀》的官方文件，言说:“并父子夫妇之伦而废之，使复返乎图腾社会，以子女从父为无人格，以男女恋爱为天性自由，以共产公妻无父无政府为目的，提倡万恶以孝为先，百行以淫为首，人欲横流、天理灭绝……”

这个时候，陈独秀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3月23、24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对他进行采访时，他让公众了解他的履职近况，他本人也对“仇父公妻”的谣传给予澄清。

次日，《民国日报》的主编绍力子旗帜鲜明的站在陈独秀的一边，在社论栏目中专门为陈独秀“辟谣”。

他痛心的说:“这种造谣的方法，真是大巧妙了，可总应当考察一下广州的真实情形，就此以讹传讹，并利用作骂人的好题目，我不敢说诸君没良心，总要奉劝诸君多培养些常识。”

陈独秀自己也多次出面辟谣，但效果并不好，这种情形让人产生另一种推测，也可能有人在暗中设计，就是要在沪粤两地同时造成对陈独秀不利的社会舆论。

究竟是谁，一时无从查起，而普通百姓更乐于将其视作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以讹传讹，信谣传谣的也越来越多，难以避免。

3日18日，《广东群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

3月25日，《民国日报》转发陈文，再次表达了辟谣的立场。

同年4月1日，《新青年》杂志再次澄清。

同年5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九卷陈氏又摘录《羊城新报》的言论，予以公示……

尽管陈独秀和邵力子在沪粵两地反复辟谣，但收效甚微。

5月间，内外交困，身心疲惫的陈独秀终因无所施展而萌生去意，正式提出辞去广东教育行政会长一职！

1921年的10月14日，刚从广州返回上海的陈独秀被法租界的密探逮捕。

开庭公审时审官向陈独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报载你主张公妻，确吗？

陈独秀回答:完全不确。

问:然则你有妻室吗？

答:有，并有儿子。

问:既有妻室，何以反主张公妻呢？

答:此说法完全是假的，我未曾主张过！

各位，这问题与陈独秀的案件毫无关系，可见当时谣言传播之广，连审官都不免有强烈的好奇之心。

此谣言除了影响陈独秀的社会形象，导致他在广东教育界无法推行新政外，也由于他独特的政治地位，导致随后几十年里国共斗争时，成了国民党攻击对手时的重要工具之一。

当然，以上内容是我个人观点，提供大家参考讨论，与平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