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 卫立煌 在 香港 闲逛。冷不丁，身后有人喊：“这不是卫立煌吗？”卫立煌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跟家人说：“别回头，一回头反倒更容易被认出来！”
1955年3月14日，卫立煌与妻子韩权华悄然离开香港九龙，先到澳门，第二天清晨从拱北进入大陆，经中山、顺德抵达广州。一个曾经位居国民党军高层、名字又上过战犯名单的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这才是理解卫立煌后半生的钥匙。
卫立煌出身旧军队，一路打到集团军总司令、战区长官，参加过国民党内部战争，也曾与红军交战。
改变他的，首先是抗日战场上的现实。1937年以后，华北战局一天比一天严峻，纸面上的派系之争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变得越来越荒唐。卫立煌在山西前线亲眼看到八路军作战，尤其重视这支军队的战斗意志与基层组织能力。职业军人往往先看战果，再看标签，这种判断方式逐渐改变了他过去形成的政治印象。
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后回到西安，下令拨给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另外还有180箱牛肉罐头、52部电话、三个师的夏装及医疗用品。不是参考资料所说的十万发，而是一百万发。战时弹药意味着什么，他这个带兵几十年的将领不可能不知道。
这批军需品背后，其实藏着卫立煌相当鲜明的一面：面对日本侵略，他更看重谁真正能打。国民党内部有人把援助八路军视作政治风险，他考虑的却是前线需要。也正因如此，他后来越来越难适应那套把党派利益摆在民族利益前面的逻辑。卫立煌不是突然“觉醒”，而是在战场上一次次比较之后，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判断。
东北则把这种裂痕彻底撕开。1948年1月，卫立煌接手东北“剿总”，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块能够靠个人勇猛挽救的战场。国民党军据守几个大城市，铁路交通受到威胁，机动空间越来越窄，解放军则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战役主动权。南京方面仍不断要求向外出击，卫立煌却更倾向保存主力、固守沈阳。
因此，把辽沈战役失败全扣到卫立煌头上，本来就是一种很方便的卸责方式。东北国民党军的问题从战略到补给、从军心到指挥体系都已经积重难返。卫立煌当然有自己的判断失误，可真正致命的是高层命令反复、将领彼此掣肘，前线又缺乏统一有效的行动。个人再强，也无法修补一套已经失灵的战争机器。
东北丢掉以后，卫立煌的处境迅速恶化。他被撤职、监视，甚至一度失去行动自由。1949年初形势发生变化，他与家人离开南京，经上海乘英国轮船抵达香港。刚到香港时，他甚至使用假姓名住旅馆，随后才搬到亲属安排的住所。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轻易放弃拉他去台湾地区。对于这样一位资历深、名望高、抗战经历突出的高级将领，谁能争取到他，本身就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卫立煌却迟迟没有动身。经历东北战场之后，他对那套政治和军事体系已经失去信心，再让他回去充当门面，显然很难。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台海局势又把选择摆到了他面前。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1954年底又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内部问题被外部力量进一步插手。在这样的环境中，卫立煌考虑的不再只是个人安危。对一个打过全面抗战的老军人来说，国家分裂长期化、外国势力借机控制台湾地区，是另一种他难以接受的局面。
所以1955年的北归，不能简单解释成“落叶归根”。卫立煌是在比较两条道路之后作出了明确选择。他知道自己过去与人民军队交过手，也知道回来意味着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可他仍然跨过拱北进入大陆。这份选择的意义，恰恰来自他的复杂过去，而不是来自后人编造出来的几封密信、几滴眼泪和几罐辣椒。
今天再看卫立煌，最值得记住的也不是所谓“五虎将”的光环，而是一个旧时代军人的价值排序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让他看到民族利益必须压过派系算计，东北失败让他看清国民党统治体系内部的腐朽与失能，香港数年的观察又让他有时间重新决定去向。几段经历连起来，他1955年的选择其实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