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政。
去年国庆，我回了一趟老家，参加表弟梁晓峰的婚礼。
婚礼办在镇上最好的酒楼，门口扎了红色的充气拱门，上面印着"晓峰媛媛 新婚大喜"。两边各蹲着一只金狮子，风一吹，脑袋一颠一颠的。
我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半，宴会厅里已经摆好了桌子。
我数了数，六十桌。
六十桌。我们这个镇子常住人口不到三万，镇政府办年宴也就三十桌。姨父梁海滨一口气订了六十桌。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妈提前一周就跟我念叨，说你姨父这回要大办，谁劝都不听。我姨妈急得嘴上起泡，说办那么多桌，万一坐不满，丢人现眼。
姨父怎么说的？他把手一挥："丢人？我梁海滨在化肥厂干了三十年，大小是个领导，手底下百来号人，能不来？"
他还说："我那些老同事老朋友，听到我儿子结婚，挤破门框子要来。六十桌？我怕还不够坐。"
我妈把这话
因为我前一年回过一趟老家，去姨父家吃过一顿饭。那时候我就觉得，事情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是前年冬天，我出差顺路拐到姨父家。
姨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鱼、炒鸡蛋、凉拌黄瓜，一锅炖排骨。吃饭时我随口问了一句："姨妈，现在还有人给你们送菜吗？"
我这么问是有缘由的。
在我小时候，也就是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代初，姨父家是我们整个家族最风光的地方。
那时候姨父刚当上副厂长没多久，家里的年货就没断过。今天这个送一筐土鸡蛋，明天那个扛一袋大米，后天又有人拎着十斤猪肉上门。姨妈常跟我妈抱怨，说东西多到冰箱塞不下，只能往我外公家里搬。
有一年过年，我跟着我妈去姨父家拜年。一进门，客厅堆得像个小卖部——箱装的苹果、成捆的粉条、罐装的罐头，还有几条烟。姨父坐在沙发上喝茶，穿一件藏蓝色夹克，见人就笑。
那时候他笑起来是真的开心。
可前年那顿饭上，姨妈听到我问"送菜"的事，筷子顿了一下，说："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现在都是各管各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我后来才知道，那几年化肥厂搞改革，推行竞聘上岗。不管你以前是班组长还是车间主任，现在都要重新竞聘。聘上了就干，聘不上就走人。
姨父虽然是副厂长，也得跟着跑业务。用他的话说："不跑不行啊，厂子效益不好，上面盯着呢。"
一个要自己跑业务的副厂长，和以前坐在办公室拍板的副厂长，那是两码事。
说起来，姨父能有后来的地位，全靠他自己一步一步熬出来的。
他是一九六零年生人，老家在邻县农村。十八岁顶替他爹进了化肥厂当工人。那时候他瘦得跟竹竿似的，一米八的大个，才一百一十斤。
我外公那时候是厂里的老机修工，手艺好，车间里说话有分量。我姨妈是厂里的会计，一九八七年从技校毕业分配进去的。
那时候给我姨妈说亲的人不少。有武装部干事的儿子，有商业局局长的侄子，还有车间主任介绍的退伍兵。我外公一个都没看上。
家里人不理解，说老何你挑花眼了？
外公说："那些小伙子，哪个不是靠家里关系进来的？自己有什么本事？"
后来他看上了梁海滨。
外公相中这个瘦高个，是因为有一次车间一台设备出了故障，几个老师傅都没找出毛病。梁海滨那时候才进厂两年，蹲在机器旁边听了半天，然后指出是齿轮箱里一个轴承磨损了。
老师傅拆开一看，果然是。
外公还说，这小伙子不光手艺好，而且"上道"——领导交代的事，从来不打折扣，办得妥妥帖帖。
就这么着，外公拍了板，把我姨妈嫁给了梁海滨。
姨妈一开始不愿意，说他就是个工人，家里又穷。但外公坚持，说："你嫁给他才能过上好日子。"
结婚头三个月，姨妈就哭着回了娘家。
她跟我外公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问才知道，姨父结婚后领的工资，一分钱没往家里拿，全花在送礼上了。
车间主任他爹过寿，他随了二十块钱礼。技术科科长的媳妇崴了脚，他买两斤苹果上门慰问。平时给工段长买烟、请班组长吃饭，更是家常便饭。
姨妈气得直哭："我们自己的日子不过了？"
外公把姨父叫到家里，说："送礼我不反对，但你得有个度。老婆孩子要吃饭的。"
姨父那时候也委屈。他说他马上要竞聘工段长了，一个农村出来的，没背景没人脉，不主动一点，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他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
他说："爸，我师傅手艺比我好十倍，但他一辈子闷头干活，结果干了二十年还是个小组长。我不想跟他一样。"
外公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回去劝姨妈，说："你就体谅体谅他吧。"说完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姨妈。
那是一九八九年，一百块钱不是小数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九九零年，姨父当上工段长。一九九五年提了车间副主任。二零零一年扶正成车间主任。二零零五年升到副厂长。
每升一级，家里的东西就多一分。
到了二零零八年，外公过七十大寿。那是姨父人生的高光时刻。
外公本来不想大办，说家里人吃顿饭就行。但姨父不同意，他说："爸，您养大我媳妇不容易，这寿宴必须办得体体面面。"
他自己操办，自己订酒店，一开始订了二十五桌。
结果寿宴当天，来了五十桌。
多出来的二十五桌，全是冲着姨父来的。有合作单位的采购员，有厂里的班组长和技术员，还有一些姨父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人。
我记得宴会厅门口排着队签到。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挤到姨父面前，握着他的手说："梁厂长，您去年来我们班组视察过，说我们那个阀门要换，我们换了，现在效率提高百分之二十！"
姨父笑着拍他肩膀："好，好，年轻人好好干。"
外公坐在主位上，穿着姨父买的深棕色呢子中山装，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
宴席散了以后，外公拉着姨父的手说："海滨啊，这辈子，我没看走眼。"
姨父说："爸，您放心，以后年年都给您办。"
可惜，他没等到"以后年年"。
寿宴的风光大概维持了五六年。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一开始谁都没察觉。
先是厂里效益下滑，化肥不好卖了。然后上面派了新厂长来，推行改革。竞聘上岗，末位淘汰，能者多劳多得多拿。
老员工们不适应了。以前只要不犯大错，就能在厂里干到退休。现在不行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姨父的位置也变得微妙。新厂长带来了自己的人，他说话不像以前那么管用了。
更要命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吃他那一套了。
以前厂里的小年轻见了他，老远就鞠躬喊"梁厂长"。现在呢？新来的大学生见了他，点个头就算打招呼了。
有一次他在走廊拦住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学生愣了一下，说："知道，梁副厂长。"然后低头看手机，脚步没停。
姨父回来跟姨妈吐槽半天，说现在的年轻人一点规矩都不懂。
姨妈倒看得开："人家凭什么对你点头哈腰？你又不给人家发工资。"
姨父被噎得说不出话。
说到表弟的婚礼，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备了。
表弟梁晓峰在省城工作，谈了个女朋友，是同事。两个人商量国庆节回来办婚礼，主要请亲戚和老家朋友。
表弟的意思是，办二十桌就够了。亲戚朋友坐一坐，热热闹闹，又体面又不铺张。
但姨父不同意。
他说："你在我眼里还是个小孩，转眼要结婚了。你爸我在这个厂干了一辈子，这点面子还是有的。二十桌？太少，让人笑话。"
他一拍板，订了六十桌。
姨妈急了："六十桌？到时候坐满坐不满？"
姨父说："坐不满？我手底下百来号人，一半来也有五十桌了。加上老同事老朋友、合作单位，六十桌都是往少了说。"
他那几天确实忙。白天在厂里打电话通知，晚上回家翻通讯录。这个老部下，那个老兄弟，一个没落下。
有天晚上我去他家里送东西，正碰上他打电话。
"老张啊，我儿子国庆结婚，你一定来……什么？出差？出差也得回来！我梁海滨请你，你敢不来？"
他哈哈大笑，挂了又拨下一个。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他穿了件新买的暗红色POLO衫，头发特意梳过，肚子比前几年又凸了一圈。
他看起来信心满满。
我想说点什么，最终没开口。
婚礼那天，我七点就到酒楼帮忙。
帮忙的都是自家亲戚。大家分头干活，摆喜糖、放烟、写座次表。
座次表是姨父亲手排的。他把"厂部领导"那一栏排在最前面，十几个名字，每个后面都备注了职务。
可是到了九点，亲戚们陆续来了，厂里的人一个都没见着。
九点半，亲戚坐了七八桌。宴会厅里零零散散，空桌子比坐人的还多。
十点，迎亲车队出发了。
我站在酒楼门口抽烟，眼睛盯着马路。我在等，等那些班组长、技术员、采购员，一个一个从出租车上下来，拎着红包，笑着跟姨父打招呼。
但他们没有来。
十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是姨父的秘书，小周。
小周三十出头，瘦瘦的，戴黑框眼镜。他进门时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礼包，看见姨父就快步走过去，恭恭敬敬地说："梁厂长，恭喜恭喜。"
姨父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却越过他的肩膀，往马路上看。
"就你一个人？"姨父问。
小周愣了一下，说："梁厂长，我一早就通知了，群发的消息，车间群、技术群、行政群，都发了。"
"那他们怎么没来？"
小周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他们……都说知道了。"
知道了。
这三个字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儿子今天结婚，但我不打算来。
姨父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他站在酒楼门口，手里还捏着半截烟，烟烧到了手指都没察觉。
我走过去，把烟拿下来，说："姨父，进去吧，外面风大。"
他没动。
婚礼十一点十八分正式开始。
司仪在台上滔滔不绝，讲了一堆吉祥话。底下坐了多少人呢？我数了数，加上亲戚和两边乡邻，大概十五六桌。
四十五桌空着。
那些空桌子上摆着瓜子花生和喜糖，杯盘整齐，却没有人坐。宴会厅很大，层高很高，空调嗡嗡地吹着。稀稀拉拉的人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格外冷清。
表弟在台上敬酒的时候，脸一直绷着。新娘子倒是笑得甜，但我看得出来，她笑得也很勉强。
敬酒敬到我们这桌，表弟端着酒杯凑到我耳边说："哥，我爸这回脸丢大了。"
他声音不大，旁边我姨妈听见了。
姨妈的眼圈一下就红了，放下筷子，扭过头擦眼睛。
姨父那天喝了很多酒。
他平时酒量不大，那天却一杯接一杯。亲戚们过来敬酒，他来者不拒。到最后舌头都大了，拉着我的手说："小政，你说，姨父这一辈子，对谁不薄？"
我没说话。
他又说："采购科的老刘，他儿子上大学没钱，是谁给他凑的学费？是我。车间的小赵，他丈母娘住院找不到床位，是谁托的关系？是我。我梁海滨对他们，哪一点对不起他们？"
他说着说着，声音哽住了。
我拍了拍他后背："姨父，都过去了，别想了。"
他摇了摇头："不是想不想的事。我就是想不通。"
婚礼第二天，表弟小两口就回省城了。
走之前表弟跟我妈说："妈，你跟我爸说一声，以后这种事别再干了。他现在不是以前了，他自己心里没数，别人心里有数。"
我妈把这话学给姨父听，姨父半天没说话。
但他还是不甘心。他让小周暗中去打听，看看厂里的人到底怎么想的。
小周办事靠谱，花了三天，把情况摸了个大概。
他跟姨父汇报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
小周说，车间工人普遍是这个态度：现在竞聘上岗，你讨好领导有什么用？聘上了是你自己干，聘不上是谁也保不了你。花那个冤枉钱随礼，不如买点好的。
还有人说，自己这个岗位随时可能被优化，指不定哪天就不干了。这时候给领导随礼，不是打水漂吗？
还有一种说法更实际。有个班组长跟小周说："梁厂长是大领导，我去随个礼，他能记住我是谁吗？转头就忘了。与其那样，我不如跟我们车间主任搞好关系，他多给我派两个好班次，比什么都强。"
最让姨父难受的，是那些老同事的反应。
小周说，几个跟姨父同一年进厂的老工人，现在都退居二线了，升职无望，也就不想掺和这些人情往来了。有人直接跟小周说："我们都是要走的人了，还凑那个热闹干什么？"
小周说完，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姨父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个茶杯，杯里的茶凉了都没喝。
过了好半天，他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
他说："时代真的变了。"
又过了两个月，姨父办了内退。
他在厂子里干了三十二年，从一个一米八的瘦高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肚子凸起、头发花白的小老头。
内退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小政，姨父退下来了。"
我说："挺好的，歇歇吧。"
他说："是啊，该歇歇了。这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了，我该退场了。"
电话挂了以后，我坐在办公桌前发了很久的呆。
我想起二零零八年外公七十大寿那天，五十桌酒席，人来人往，觥筹交错。姨父站在宴会厅门口，红光满面，跟这个握手，跟那个寒暄。
那时候他以为，那种风光会陪他一辈子。
他错了。
时代变得太快了。以前那套"送礼、巴结、人情往来"的生存法则，在竞聘上岗、末位淘汰的新规则面前，一下子就失效了。
不是姨父不够好，是游戏规则换了。
后来我又回过一次老家，去看姨父。
他现在每天早起打太极，白天在小区里下棋，晚上跟姨妈散步。日子过得平静而安稳。
有一次下棋，旁边一个老头认出了他，说："你是不是化肥厂的梁海滨？以前当过副厂长的？"
姨父笑了笑，说："那都是老黄历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没有不甘，也没有遗憾。
我想，他大概是真的想通了。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活法。强求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