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叫，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撕了他书稿，事后，岳母叹气道：“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眯着眼笑道：“没事，我喜欢！”

1979年冬天，黑龙江逊克县下套子屯的一间土坯房里，一场连酒席都没有的寒酸婚礼刚散，新郎戴建国刚转身想给新娘倒杯热水，脸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拳，鼻血瞬间淌下来，滴在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上，他还没反应过来，桌上摞了好几年的手写书稿，又被疯了似的新娘一把扫在地上，撕得粉碎。

没人敢信，这个打不还手、看着满地碎纸只叹气的新郎，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知青，就在几个月前，他手里还攥着旁人求都求不来的返城名额，回上海就能端上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从此告别零下三四十度的苦寒日子，可他偏不走，非要娶村里人人躲着走的“疯姑娘”程玉凤。

这一切都要从十年前说起，当时戴建国刚到下套子屯插队的时候，还是个连锄头都握不稳的城里小伙，十里洋场长大的孩子，哪干过铲地、挑粪的粗活，干活总拖后腿，没少被身边知青打趣笑话，他性子闷受了委屈也不与人争执，只在夜里就着煤油灯写信，对着满纸乡愁发呆。

那时候的程玉凤是屯里最亮眼的姑娘，麻花辫甩起来，干起活来比小伙子还麻利，她从不跟着旁人笑话这个笨手笨脚的城里娃，总在收工的时候悄悄帮他把没干完的活收尾，还手把手教他怎么铲地不费力气、怎么选种子出苗齐。

白天俩人一起在地里忙活，晚上就坐在炕沿边，戴建国给程玉凤讲上海的电车、外滩的灯火，程玉凤就安安静静听着，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的星星。

在那个穷得叮当响、日子慢得像结冰的年月里，两个年轻人的心慢慢靠在了一起，他们没说过什么海誓山盟，却都默认了对方是这辈子要一起走的人，可那个年代的爱情，从来由不得年轻人自己做主。

程玉凤的父母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青早晚是要回城的，哪能真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女儿跟了他迟早要被甩在半路上，这不是老人势利，是那个年代所有农村家庭最现实的自保，没人敢拿女儿的一辈子，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1971年冬天趁戴建国回上海探亲，老两口收了邻村的彩礼，硬要把女儿嫁出去。

程玉凤死活不肯跑了两次，两次都被抓回来，第二次她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夜里跑了十几里地，冻昏在半路上，醒来的时候，大红嫁衣已经套在了身上，出嫁那天，她死死抱着门框不肯走，被人硬拖出去的时候，一口血吐在雪地上，嘴里反反复复只喊着“小戴”。

嫁过去没几天，婆家见她整日疯疯癫癫、神志不清，直接把人送了回来，那时候农村既没有精神科诊疗，也没有社会救助，好好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就成了屯口蹲着傻笑、嘴里不停念名字的“疯女人”，一待就是八年。

戴建国探亲回来，一切都晚了，他看着曾经眼睛发亮的姑娘变成这副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知道这场悲剧里，自己不是无关的看客。

1978年底，知青返城的消息像惊雷一样传遍全国，西双版纳知青上访推动政策松动，上千万积压多年的知青终于盼来了回家的机会，戴建国的父母早早在上海给他找好了稳定工作，一封接一封写信催他赶紧回去，身边的知青一个个收拾行李走了，屯里的空房子越来越多。

所有人都以为戴建国肯定也走，上海的铁饭碗、大城市的生活，哪一样不比守着一个疯姑娘强，可他却找到村干部，平静地说：“我不走了，我要跟程玉凤结婚。”

这话传开全屯都炸了锅，有人说戴建国傻，有人说他脑子也坏了，上海的家人气得差点跟他断绝关系，程玉凤的父母又感动又愧疚，劝他别拿自己一辈子开玩笑，可戴建国主意已定：“她变成这样，我有责任，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没有酒席，没有嫁妆，两间破土房，就算成了家，于是就有了新婚夜那一幕。

第二天一早，岳母看着女婿脸上的伤和满地碎纸，红着眼圈劝他：“你回上海吧，是我们家玉凤拖累了你，你别在这遭罪了，”这是给了戴建国台阶，也是给了他重新选择的机会，只要点头他就能立刻抽身，回到本该属于他的繁华人生里。

可戴建国只是摇了摇头，说：“我既然娶了她，就不会走。”

从那以后戴建国白天去邻村的学校教书赚钱，晚上回家给程玉凤洗衣做饭、喂药说话，省下来的钱全用来给她寻医问药，日子过得清苦可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屯里人渐渐从笑话变成了佩服，没人再提他“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