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胡适受邀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胡适婉拒。在回信中胡适诚恳的做了解释：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在抗战期间驻美大使，在国际舆论场上替国民政府争取外援、塑造正面形象。外交上客观传递国内困境，平衡海外负面传言。
​ 胡适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限制言论自由；撰文规劝蒋介石遵守宪政、不要谋求长期连任；为《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内政腐败、剿内战、教育落后等现实问题；因《自由中国》案与蒋介石当面争辩，为民刊、言论自由据理力争。
胡适留美师从杜威，一生反对暴力革命、极端对抗，主张体制外温和改良：通过持续理性舆论监督，倒逼政府自我修正，渐进实现民主法治。
​ 他默认国民政府为合法执政主体，批评始终是“内部规劝”，不主张推翻现有政权，和彻底革命派路线完全对立。
​ 在威权环境里，“善意批评”很难被权力包容：他的规劝长期被当局冷遇，《自由中国》最终遭封禁，雷震入狱，印证在缺少法治保障时，民间诤友的空间极其有限。
​ 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以天下、长远国民利益为本，理性、中立、负责任、不偏激谩骂、不刻意唱反调，基于事实评判，政府做得合理之处客观维护，政策失当之处坦诚批评，兼顾国家整体稳定与言论监督，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